中國經濟面對“兩難”需要決心與智慧

　　國家統(tǒng)計局今日將公布我國上半年的主要宏觀經濟數據。依據已公布的部分數據，我們大體上可判斷出下半年增長和通脹雙雙下降的經濟全貌。由于下半年外貿增速放緩預期強烈，對內緊縮必然暫告一段落。但在取向不變的大背景下，對誰放松、如何放松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放松令人頗費思量。這其中的核心問題是平衡短期與長期、結構與整體的關系，目標的二元化甚至多元化加劇了調控難度，這好比在刀鋒上跳一曲華爾茲。

　　一季度我國經濟同比增速11.9%，名義增速更高達17.32%。隨后，一系列調控政策出臺，第二季度經濟增長明顯降溫。中國證券報預計，二季度GDP同比增速降至10%左右，最新CPI和PPI同比增速可能下降�；蛟S有人認為，單季度GDP10%左右的漲幅并不算低，但從運行趨勢看，增長和通脹均具有下行的可能。下半年，伴隨小的去庫存周期和海外經濟放緩，下行幅度可能超出預期。

　　因此，中國證券報認為，緊縮力度不能繼續(xù)深化，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理應延續(xù)。今年以來，宏觀調控一直遵循投資與出口的“加減法原則”：上半年海外經濟體復蘇，貿易盈余反彈，政府支出和企業(yè)投資可以相對減少，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指向收縮；下半年外生需求逐漸減弱，外貿盈余增速降低，這要求社會總支出增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宜停止操作層面上的收緊。

　　但身處三十年增長大周期的“尾巴”，我們看到短期調控和長期增長的多層次“兩難”：一方面，國際金融危機迫使我們重拾舊模式，無論是消費還是投資本身貼現了遠期增長，如果因放松而導致操作不當，產業(yè)積弊和負債隱患可能加劇，嚴重影響未來經濟的可持續(xù)性增長；另一方面，我國人均GDP剛剛達到3500美元，又臨近人口結構實質性轉折的關鍵階段，必須以較快速度擺脫中等收入陷阱，這就意味著對增速亦有要求。本輪危機后全球總需求下降一個臺階，一旦對內持續(xù)收緊，我國經濟增長面臨系統(tǒng)性下滑風險。

　　正是如此復雜的處境引發(fā)了對政策操作的爭議，消除分歧只能有待經濟形勢明朗，但中國證券報認為至少可以先厘清兩個問題。 k

　　首先，忍受增速下降不利于轉型。我國仍是最大的發(fā)展中國家，經濟增長仍是最重要的主題。增速下降可能引發(fā)諸多社會問題，無益于破解轉型中遇到的阻力。相反，應繼續(xù)堅持在發(fā)展中解決問題的思路，這是過去三十年以來的寶貴經驗，也是對客觀規(guī)律的尊重。

　　其次，刺激和轉型并不完全矛盾。增長是轉型的基礎，刺激與轉型之間可以兼容。日本的經驗顯示，七十年代后期傳統(tǒng)行業(yè)出現復蘇性增長，支撐經濟反彈，而同期新興產業(yè)順勢獲得了巨大發(fā)展，并自此正式成為日本經濟的主導力量。在增長中轉型，以轉型促增長才是正解。

　　我們贊同最近的調控措施，比如一手限制“兩高一資”等產業(yè)投資增長，一手深化西部大開發(fā)戰(zhàn)略，這有利于延緩全社會資本回報率下降，縮小區(qū)域發(fā)展差距，消化過剩行業(yè)存量產能，最終使經濟增幅不至于下降得過大。

　　同時，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應包含更多的公共產品支出，比如醫(yī)療、教育、住房和稅收減免。重要的是，缺位者自動補位，政府和企業(yè)讓利于民。這不同于傳統(tǒng)概念上的投資——短期形成需求、長期形成供給，而是對人力資本和社會福利的投資——短期形成供給以補平隱性供需缺口、長期則可提升全社會可持續(xù)的良性需求。

　　我們并非要“消滅凱恩斯”，而是要“超越凱恩斯”。經濟上升時期更有利于轉型政策布局，關鍵還是在于政策能夠居安思危，在這一點上，決心和智慧同樣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