備受業(yè)界關注的宏觀稅負問題有了新解讀。中國社科院財政與貿易經濟研究所近日發(fā)布的報告顯示,按全口徑計算的中國政府財政收入占GDP比重,2009年達到32.2%,全年政府收入超過10萬億元,當年稅收收入只有6.3萬億元。報告預測,“十二五”時期宏觀稅負很可能突破35%的水平。
當前,坊間對稅費負擔究竟是高是低,仍是一道“羅生門”,層出不窮的數據讓人眼花繚亂。單就中國社科院此番披露的數據而言,我們不難得出兩個結論:其一,社會財富分配向行政部門傾斜的特征明顯。其二,從政府收入結構看,非稅收入占比不可小覷。應當看到的是,合理稅費杠桿、激發(fā)微觀主體活力是社會維穩(wěn)、夯實經濟實力重要前提。主管部門當對此做出足夠的重視,并在未來改革中得以彰顯。
客觀而言,宏觀稅負是指政府收入占G DP的比重,反映了政府部門參與國民收入分配的合理程度。就在上個月,財政部給出的官方數據稱,在今年上半年的全國財政收入中稅收收入占比高達90%左右,我國宏觀稅負低于工業(yè)化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然而,坊間對此卻頗多質疑之聲。以個人所得稅為例,2009年全國城鎮(zhèn)單位在崗職工平均工資水平已達到32735元,很顯然,如今2000元個稅起征點著實偏低,弱化了稅收對社會資源再配置的職能。在國內醫(yī)療、失業(yè)等社保體制尚不完善的前提下,居民消費水平整體偏低、對貨幣的預防性需求較多。而且,涉企收費現象泛濫的問題也較為突出。相關統(tǒng)計數據卻顯示,地縣一級收費和罰款已經占到財政收入的50%-60%,個別縣,收費和罰款額更是占到財政收入的70%。由此,民間資本從事實體產業(yè)的熱情嚴重受挫。民間內需不振及企業(yè)擴張艱難,已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短板。而美國財經雜志《福布斯》也在早前稱,中國在其推出的“稅收負擔痛苦指數排行榜”中位居前列。恰因此,中國社科院近日發(fā)布的統(tǒng)計結論引發(fā)了共鳴之聲,表明中國的稅負壓力不僅不低,反而已經制約了經濟活力的提升。因此,以厘清稅負數據為起點,全面改革中國經濟發(fā)展模式,實現財政政策措施的優(yōu)化已經是無可避免。
近年來,我國在經濟增長速度得以高速維持的同時,分配公平性的隱患卻日漸顯現,圍繞宏觀稅負的諸多爭議其實正是因此而來,行政部門還利于民的問題必須得到重視。與此同時,公平經濟主體稅費負擔的任務也十分艱巨,甚至也被視為維護社會的重要抓手。常言道,“不患寡而患不均”。在許多誠信納稅者履行公民義務的同時,卻有諸多“鐵公雞”式的富裕人士坐享其成,社會不滿情緒因此潛滋暗長。據國家稅務總局統(tǒng)計,工薪階層成為繳納個人所得稅的“中流砥柱”,占比高達40%左右。相形之下,房地產業(yè)在將企業(yè)主推向“胡潤富豪榜”的同時,房地產企業(yè)卻扮演著偷漏稅大戶的角色。
需要強調的是,在稅負水平廣受爭議的表象背后,是實現稅費杠桿與經濟增長良性循環(huán)的宏觀命題。古人早已意識到不可“涸澤而漁”,現將其置于當前經濟調控中仍然意味深長。面對因金融危機重創(chuàng)而經濟遲遲難以提振的局面,美國總統(tǒng)奧巴馬于近日高調提出,要為年收入在25萬美元以下的中產階層永久性減稅。在此需要提及的是,雖然大規(guī)模減稅后該國財政收入將會暫時面臨縮水之痛,但放眼長遠,隨著勞動者個體負擔減輕、社會活力提升,由此帶來的經濟提振績效或將抵補甚至超出稅率降低所形成的財政損失。因此,國內經濟也亟待引入“放水養(yǎng)魚”的理念。在此以前,包括全面推行增值稅轉型革新、暫免征收儲蓄存款和證券交易結算資金利息所得稅,以及證券交易印花稅稅率單邊征收等結構性減稅措施受到了坊間的好評,但相關推進力度仍有待進一步增強。這其中,適度降低增值稅、所得稅等稅種的稅率;調整消費稅稅目,降低生活必需商品的課稅稅率,而對奢侈品秉持高稅率;嚴格稅費征收標準及懲戒力度等改革,將會讓稅收杠桿“削峰填谷”功能得到應有的發(fā)揮。
從財政政策基本理論上講,減稅降負與拉動投資都同樣屬于積極財政政策的范疇,但是長期以來,后者倍受決策部門青睞,而前者卻始終未見實質性突破。宏觀稅負統(tǒng)計數據再度牽動了坊間的敏感神經,未來改革的關鍵就在于調控部門能否以市場為焦點調整思維,而不再是以權利界限為重、試圖擴大行政職權范圍。稅負數據公布厘清是個起點,行政部門的體制改革思路才是攻堅之難點所在!(馬紅漫 作者系經濟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