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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文化在兩岸文化交流中產(chǎn)生的深遠影響

2010-03-04 17: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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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第三屆“中原文化寶島行”活動在島內(nèi)落下帷幕,以彰顯中原文化歷史的厚重,突出中原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根文化、源文化這一根本,充分利用河南省豐富的文化資源優(yōu)勢,展示河南作為文化大省的風采,活動取得了圓滿成功;顒娱_展以來,在島內(nèi)出現(xiàn)中原文化熱,島內(nèi)同胞紛紛到河南尋根謁祖,觀光旅游,投資興業(yè),這也充分說明了中原文化寶島行的成功之處,該活動不僅是服務于中央對臺方針大局,而且通過文化交流,切實增進了臺灣同胞對中原文化的深入了解和深切感受,進一步增強臺灣和河南同根同祖、同源同流、同心同德的認同感。根之相連、脈之相通、文之相同、情之相依的根本事實,也充分說明了臺灣與祖國大陸不可分離,大陸人民與臺灣同胞不可分離的歷史緣源和時代要求。


  文化是一個民族、一個社會的靈魂,文化的著力點在“化”字上,文化的力量也體現(xiàn)在“化”字上,要以文化人、以文化物、以文化事、以文化世。文化的作用主要體現(xiàn)在承載歷史、傳承人類文明,提供動力、振奮民族精神,創(chuàng)造價值、推動經(jīng)濟發(fā)展,提升素質(zhì)、塑造良好形象,增進共識、促進社會和諧等方面。中原是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的重要發(fā)祥地,中原文化點燃了中華文化的曙光,構成了中華文化的主干,體現(xiàn)了中華文化的精髓,推動了中華文化的演進,對中華文化的形成、發(fā)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原文化與臺灣文化之間同源同流、同根同脈的密切關系。加強文化交流可以使豫臺兩地在交流中了解、融合、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臺灣與河南文緣相承、語緣相同、俗緣相近、神緣相系、史緣相通、根緣相連,這六緣相連,帶來兩地人民交往不斷。臺灣與河南文化關聯(lián)度高、資源互補性強,加強兩地文化交流合作,空間廣闊、前景美好。積極適應兩地人民交往日益密切的形勢,推動文化交流深入開展;積極順應文化經(jīng)濟一體化的大勢,推進文化產(chǎn)業(yè)合作實現(xiàn)突破;積極把握旅游需求大眾化多元化的態(tài)勢,拓展旅游合作空間;積極發(fā)揮教育資源互補的優(yōu)勢,打造更多的教育合作亮點;積極因應信息資源共享的趨勢,開辟新聞媒體交流有效途徑。

 

  一、打造中原文化知名品牌


  胡錦濤總書記在紀念《告臺灣同胞書》發(fā)表30周年座談會上發(fā)表的重要講話指出:“弘揚中華文化,加強精神紐帶。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瑰麗燦爛,是兩岸同胞共同的寶貴財富,是維系兩岸同胞民族感情的重要紐帶!边@一重要論述,充分說明了文化是一個民族的根之所系、脈之所維,文化認同是民族認同、國家認同的基礎。為了深入貫徹落實好胡總書記的講話精神,河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視中原文化建設,著力打造中原文化品牌,以中原文化品牌效應,切實在海峽兩岸文化交流中發(fā)揮重要作用,為祖國和平統(tǒng)一做出貢獻。


  河南是全國人口大省和歷史文化大省,擁有一億人口,同時有著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無論是在人緣、文緣、地緣上都與臺灣有著非常密切的聯(lián)系。近年來,河南省不斷強化中原文化精品意識,充分發(fā)揮中原文化在對臺工作中的巨大作用,以文化影響力來做好對臺工作,著力打造和叫響“河洛文化牌”、“中原文化牌”、 “根文化牌”,以“黃帝故里拜祖大典”、“中原文化寶島行”、“固始根親文化節(jié)”、“河洛文化論壇”等活動形式,廣泛開展各種文化交流活動,通過多種形式文化交流活動的開展,充分展示厚重遠久的中原文化,展現(xiàn)中華民族的根文化,向臺灣同胞充分展示中原文化與臺灣文化的母子關系、主體與分支的關系,幫助臺灣民眾進一步理清文化脈絡,強化臺灣同胞與河南人民的文緣與血脈之情。


  中原文化博大精深,包括多種文化元素。以炎黃文化為平臺,以姓氏文化為紐帶,以戲曲文化、武術文化、宗教文化為主題,廣泛開展豫臺兩地文化的大交流。通過開展“黃帝故里拜祖大典”、“兩岸記者聯(lián)合采訪”、“固始根親文化節(jié)”、“臺商河南尋根之旅”、“尋根攬勝中原行”、“中原文化寶島行”等一系列大型文化交流活動,進一步向臺灣人民展示了“根文化”的特殊魅力,拉近了與臺灣人民的情感。特別是今年12月中旬,由河南省委原書記徐光春率領的3000人的“中原文化寶島行”參訪團赴寶島臺灣,進行了為期一周的文化經(jīng)貿(mào)旅游交流活動,此次活動突出中原文化的獨特魅力,通過舉辦“河南民俗藝術展”、“河南農(nóng)民畫展”,開展大型舞蹈詩《河洛風》、《武林風》演出,以及開展“中原文化寶島行”文化高峰論壇,向臺灣民眾全方位多角度展示中原文化的獨特魅力,此活動在臺灣島內(nèi)引起強烈反響,受到了臺灣民眾的廣泛好評。


  近年來,我省在由文化資源大省向文化強省跨越過程中,形成了許多文化新品牌。特別是“黃帝故里拜祖大典”,經(jīng)過多年的努力和實踐,已成功地打造為世人所矚目,為社會所公認的文化品牌。把舉辦國際少林武術節(jié)、河洛文化節(jié)、伏羲文化節(jié)、洛陽牡丹花會、開封菊花會等知名節(jié)會與加強對臺工作結合起來,增進豫臺人民的交流與溝通,彰顯了中原文化獨特的魅力。


  二、中原文化的精髓及對臺灣的影響


  (一)河洛文化


  河洛文化是中華文化的根文化,也是臺灣文化的根文化。中原文化是中華文明的母體,中原地區(qū)又是海內(nèi)外華人的主要祖根地,這些賦予了河南豐富的根文化資源,成為海內(nèi)外華夏兒女魂牽夢繞的尋根謁祖圣地,海外華人來河南尋根祭祖的熱潮,也促進了河南的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從地域范圍看,河洛文化是指以洛水和嵩山為中心,與今河南省西部和中部地區(qū)大體相當?shù)倪@一地區(qū)的文化,而今河南省全部地區(qū)可以看作是河洛文化圈。從時間跨度看,河洛文化是一種古代傳統(tǒng)文化,上限是史前原始社會,傳說中的三皇五帝時代,下限是明清時期。從涵蓋內(nèi)容看,河洛文化包括河洛地區(qū)在社會實踐中創(chuàng)造的物質(zhì)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


  河洛文化是中華文化的主要根底和源頭。具體體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中華姓氏之根!吨腥A姓氏大典》記載的4820個漢族姓氏中,起源于河南的有1834個,所包含的人口占漢族總人口的84.9%以上。無論是李、王、張、劉這中華四大姓,還是陳、林、黃、鄭這南方四大姓,均起源于河南。第二,元典思想之根。河洛文化的思想源頭肇始于“河圖洛書”,凝結了古代先哲神秘的想象和超凡的智慧。第三,制度禮儀之根。河洛地區(qū)最早出現(xiàn)了國家治理的雛形。夏、商、周三代皆在河洛地區(qū)建立過國家,創(chuàng)立的各種典章制度和禮儀規(guī)范對華夏幾千年歷史都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具有奠基意義。第四,文字文藝之根。歷史上的河洛地區(qū)首創(chuàng)漢字,并開啟中華文學藝術之門。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jīng)》中,屬于今河南境內(nèi)的作品有100多篇,占總篇目的三分之一以上。第五,農(nóng)耕文明之根。我國農(nóng)作物品種的出現(xiàn)、農(nóng)業(yè)技術的發(fā)明、農(nóng)業(yè)思想的形成,無不與河洛地區(qū)密切相關。


  歷史上,河洛地區(qū)的居民因多種原因遷至福建等沿海地區(qū),又由福建向臺灣遷徙,河洛文化隨人口轉遷傳至臺灣,深刻影響了臺灣文化的形成與發(fā)展。臺灣大多數(shù)人與中原人血脈相襲、臺灣文化與河洛文化一脈相承。第一,族群同宗,血脈相連。陳、林、黃、鄭四姓的根源均在中原河洛。第二,語言同系,文字相同。臺灣方言“言多周秦之語,聲含中原之音”。第三,禮儀同承,民俗相近。臺灣地區(qū)的風俗民情、飲食起居、婚喪嫁娶、節(jié)日慶典等習慣,都繼承了河洛文化傳統(tǒng)。第四,宗教同源,信仰相通。臺灣的民間宗教信仰和神像雖直接來自閩、粵,但是追溯歷史淵源,又是與河洛宗教文化一脈相承的。


  河洛文化是推動中華文明的重要力量,也是推動臺灣文明的重要力量。第一,具有原創(chuàng)性,起著開創(chuàng)作用。一方面,河洛文化起步最早,中華文明孕育形成的標志在這里都可以找到。另一方面,河洛文化在多個方面都有創(chuàng)造,不斷豐富中華文明的內(nèi)涵,完善中華文明的體系。第二,具有先進性,起著引領作用。長期以來,河洛文化的發(fā)展繁榮程度超過其他區(qū)域文化,引領著主流思想的光大、重大制度的形成、文學藝術的發(fā)展、科學技術的進步,成為一種先導文化、強勢文化和主流文化,引領著中華文明的前進方向和發(fā)展潮流。第三,具有基礎性,起著支撐作用。河洛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核心文化,它確立了治國思想、塑造了民族精神、形成了核心價值,處于基石地位,在中華文明進程中起著靈魂塑造和精神維系作用。第四,具有輻射性,起著推動作用。河洛文化作為國都文化、官方文化、正統(tǒng)文化、先進文化、強勢文化,在制度規(guī)范中推廣、在化民成俗中普及、在人員遷徙中傳播,具有很強的影響力、擴張力,極大地促進了其他區(qū)域文明的發(fā)展提升。第五,具有延續(xù)性,起著傳承作用。河洛文化早期文化延綿不絕、強勢地位長期保持、持續(xù)影響生生不息,以其頑強的生命力,始終堅韌強固、生生不息,使中華文明傳承不止、代代相續(xù)。


  河洛文化對臺灣文明的發(fā)展起到了積極促進作用。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推動了社會生產(chǎn)的發(fā)展。河洛人大量移入帶來了當時大陸較為先進的農(nóng)業(yè)、手工業(yè)技術和文化傳統(tǒng),加快了臺灣地區(qū)的開發(fā)步伐。第二,影響了禮俗制度的形成。隨著河洛人在閩、臺的移民擴散,河洛文化的婚俗、喪俗、節(jié)慶等民俗也逐漸移入臺灣。第三,促進了民眾素質(zhì)的提高。隨著大陸士子文人的不斷匯集和本地教育的大力發(fā)展,以系統(tǒng)化的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中華傳統(tǒng)文化在臺灣漸成體系,提高了臺灣民眾的文明水準。第四,繁榮了文學藝術。隨著臺灣經(jīng)濟社會的不斷發(fā)展,大批名儒賢士紛紛來到臺灣從事文化活動,使臺灣文風漸開,營造了臺灣社會崇尚文化的風氣。


  河洛文化是中華民族大團圓的精神紐帶,也是加強海峽兩岸親密合作的精神紐帶。第一,和合思想一以貫之。和合思想是河洛文化的核心思想,也是中華文化的核心思想。長期以來,和合思想深深滲透到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倫理道德、風俗習慣、價值觀念中,構成了中華民族的精神支柱和思想靈魂,成為實現(xiàn)中華民族及海外華人大團結的文化基石。第二,愛國精神世代傳承。河洛文化中蘊含著豐富的愛國精神內(nèi)容,這種始終流淌在中華兒女血液中、凝結在中華民族歷史中的愛國情懷,是中華民族大團結、大發(fā)展的強大黏合力和內(nèi)動力。第三,本根意識歷久彌堅。河洛文化強調(diào)飲水思源、慎終追遠,注重崇拜祖先、依戀故土、桑梓之情,是華人戀土歸根的本根意識的精神紐帶。河洛文化的本根意識,具有廣泛的社會心理基礎和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淀,成為從古到今中華兒女團結和諧的源泉。第四,民族認同根深蒂固。河洛文化內(nèi)含的中華民族的共同信念、內(nèi)聚凝合的情感心理,融入中華兒女的血液,成為民族歸屬、民族認同、民族團結的精神基礎。河洛文化讓我們清晰地看到,兩岸同胞血同緣、書同文、語同聲、民同俗,這種深厚的歷史文化淵源,成為兩岸團結合作的精神紐帶,無論是歷史上還是現(xiàn)實中都發(fā)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從河南情況看,作為河洛文化的發(fā)源地,近年來我們充分發(fā)揮河洛文化的紐帶作用,以文交友、以文開路、以文化事,臺灣與河南的合作發(fā)展迅速,成效顯著。


  河洛文化的繼承發(fā)揚需要海峽兩岸以史為鑒、以文為媒、以和為貴,共同努力。第一,形成共識。河洛文化還有許多方面需要我們進一步研究挖掘。雙方應進一步加強協(xié)同研究,增進溝通交流,開展系統(tǒng)宣傳,努力使河洛文化研究和開發(fā)達到新的水平,形成同宗同源、相互依存、和則兩利的共識。第二,開展共建。我們應以河洛文化為媒介,促進兩岸文化互動、共生發(fā)展。雙方應著力構筑共建機制,形成定期協(xié)商合作、共同謀劃發(fā)展的制度,協(xié)調(diào)推進重大文化合作項目和重要事宜,共同做好文化資源的保護和開發(fā)利用。第三,實現(xiàn)共榮。雙方應深化經(jīng)貿(mào)領域往來,抓住兩岸實現(xiàn)全面“三通”的機遇,積極完善合作措施,拓寬合作領域,提高合作層次,努力在農(nóng)業(yè)、旅游、能源、高新技術等方面實現(xiàn)新突破,并深化社會領域合作和政治領域溝通。


  對炎黃子孫來說,尋根最終要落實到一個祭祀祖先的行動上,而親自到祖先的陵墓前,或到祖先曾經(jīng)生活的地方祭拜,則是對祖先祭祀的最好方式。因此,物化的姓氏文化資源才是吸引海外華人前來尋根謁祖的最重要因素。這方面,河南具有得天獨厚的優(yōu)勢:一、河南有眾多的人文始祖遺跡。黃帝生于華陽(今新鄭),今新鄭有黃帝故里、始祖山,新密有黃帝宮,靈寶有鑄鼎原;黃帝之后顓頊、帝嚳皆以河南為主要生活區(qū)域,今內(nèi)黃有顓頊、帝嚳二帝陵;河南還是堯和舜生息繁衍的主要地區(qū)。同為三皇的伏羲、炎帝也在河南留有遺跡,伏羲居于陳地,死后葬于陳地,今河南淮陽有太昊陵,即伏羲墓。傳說中的神農(nóng)氏炎帝,又名朱襄氏,今沁陽有神農(nóng)祭天壇、柘城有朱襄陵、淮陽有五谷臺。二、河南有豐富的古城古國資源。夏、商、周三代是中國姓氏形成的重要時期,而這三代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中心都在河南,曾有眾多的古國建都在這里。三、河南有眾多的姓氏郡望地,如滎陽鄭氏、潁川陳氏、陳郡謝氏、弘農(nóng)楊氏、汝南周氏、濟陽蔡氏等。四、河南是眾多歷史名人的祖籍地及生活地。名人是家族的驕傲,他們出生、生活的地方無疑是后人祭祀、緬懷的圣地。五、河南是歷史上移民的重要集散地。中國歷史上三次最大規(guī)模的移民運動中,即永嘉之亂、安史之亂、靖康之亂后的北人南遷,移民的主體大都來自河南。河南是客家人、閩臺人、粵港人的祖根地。而唐代固始人陳元光、王審知兄弟的兩次率眾入閩,使得固始成了福建、臺灣乃至東南亞華人的祖根地。


  (二)姓氏文化


  姓氏文化,是指與姓氏有關的物質(zhì)文化和非物質(zhì)文化,其內(nèi)容包括姓氏起源、姓氏流變、家族播遷、名人事跡與遺跡、家譜、宗祠、世系、家訓、郡望、堂號、堂聯(lián)、字輩等等,以及由此形成的尊祖敬宗、報本反始、尋根問祖等族姓與民族文化認同理念。


  河南是中華姓氏的搖籃,中華姓氏無論肇始與大量衍生都與中原關系密切。姓氏文化是河南獨有的文化現(xiàn)象。姓氏文化:形形色色的姓氏尋根追宗,全不能避開河南。因為《新百家姓》中,有73個姓氏能在河南找到發(fā)源地,而且有48個姓氏的主要發(fā)源地就在河南。河南處于河洛一帶,河洛是黃河與洛水的簡稱,也指黃河中下游和洛水流域的一些主要地區(qū),是中原地區(qū)最核心的部位。這片土地孕育了母系氏族社會最繁榮的代表——仰韶文化,曾經(jīng)是“人祖”伏羲、炎帝、黃帝、顓頊和帝嚳的活動區(qū)域,還是夏和商的國都所在地、政治與文化中心,“八大古都河南居半”,無論如何,炎黃子孫的祖先曾經(jīng)深情地眷念這片土地是毋庸置疑的,河南歷史上最輝煌的年代都與姓氏的開端、發(fā)展息息相關。正是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催生了這個“大姓的故鄉(xiāng)”。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姓氏是區(qū)分人類血緣與族群關系的文化符號,一個個的姓氏把一個個不同的家族群體區(qū)分開來。對于任何人類個體,姓氏都與生俱來,并將終生相隨,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姓氏對于中國人來說不僅僅是一種符號,更是一種代代相傳的文化徽章。無論你身處何地,只要見到同姓之人,即刻就會產(chǎn)生一種天然的親切感,姓氏就像一條無形的紐帶聯(lián)系著同一姓氏的人們。在中國人看來,姓氏是祖宗所賜,是一個人尊嚴的表現(xiàn),尊重姓氏便是尊重祖宗和自己。因此,對于一個家族來說,姓氏就是凝聚一個族人的最重要力量。尋根溯源,很多姓氏的根都可以上溯到人文始祖黃帝與炎帝,因此中國人都稱自己是炎黃子孫。從這個意義上講,姓氏也是聯(lián)系全球華人的重要紐帶。


  華人祖根大半在河南。中華民族人文始祖,大都出自河南或主要活動于河南;中華大姓除了個別例外,大都發(fā)源于河南;中華民族歷史上許多著名人物出自河南?梢哉f,中華民族的血脈之根在河南。


  研究表明,在有來源可考的4820個姓氏中,起源于河南的姓氏共有1834個,占38%。在按人口多少排列的占漢族人口90.14%的前120大姓中,全源于河南的姓氏有52個,即李(鹿邑)、張(濮陽)、陳(淮陽)、黃(潢川)、周(汝南、汝州、洛陽)、林(淇縣、洛陽)、何(信陽、洛陽)、宋(商丘)、鄭(新鄭、開封)、謝(唐河、南陽)、馮(新鄭、滎陽)、于(沁陽)、袁(洛陽、鞏義)、鄧(鄧州)、許(登封、許昌、魯山)、傅(安陽)、蘇(溫縣)、蔣(淮濱)、葉(葉縣)、閻(洛陽、滎陽)、潘(固始、洛陽)、戴(商丘、民權)、夏(鞏義、淮陽)、范(范縣)、方(禹州、洛陽)、石(淇縣、洛陽)、姚(范縣)、廖(唐河、固始)、孔(新鄭、商丘)、康(禹州)、江(正陽)、史(新鄭)、邵(汝南、安陽)、段(輝縣)、雷(禹州)、湯(商丘)、尹(宜陽、安陽)、武(鞏義、安陽、商丘)、賴(息縣)、樊(安陽、淇縣、濟源)、蘭(新鄭、洛陽)、殷(安陽、許昌)、陶(安陽、淇縣)、翟(魯山、寶豐、葉縣)、安(洛陽)、倪(新鄭)、嚴(洛陽)、牛(商丘)、溫(溫縣、洛陽)、蘆(洛陽)、俞(新鄭)、葛(長葛、寧陵、洛陽);部分源頭在河南的姓氏有45個,即王(衛(wèi)輝、洛陽)、劉(魯山、偃師、洛陽)、趙(鞏義)、吳(濮陽)、徐(安陽、淇縣)、孫(濮陽、淮陽)、胡(淮陽、郾城、洛陽)、朱(洛陽)、高(新鄭、洛陽)、郭(登封、陜縣)、羅(洛陽)、梁(洛陽)、韓(新鄭、洛陽)、唐(方城)、董(臨潁)、蕭(安陽、淇縣)、程(洛陽)、沈(平輿、沈丘)、呂(南陽、新蔡、洛陽)、盧(洛陽)、蔡(上蔡、新蔡)、魏(開封、鄧州)、。ㄩ_封)、薛(洛陽)、杜(新鄭、洛陽)、鐘(洛陽、長葛)、姜(南陽)、熊(新鄭)、陸(嵩縣、洛陽)、白(息縣)、毛(宜陽)、邱(淮陽、洛陽)、秦(范縣)、顧(范縣)、侯(輝縣、洛陽)、孟(濮陽)、龍(新鄭、臨潁、魯山)、黎(洛陽)、常(新鄭)、賀(洛陽)、龔(新鄭、輝縣)、文(魯山、濮陽)、施(安陽、淇縣)、洪(輝縣)、季(開封);兩項合計,起源于河南的姓氏共有97個,占120大姓的81%,占全國漢族人口的79.52%。在占漢族人口98.24%的300大姓中,全源于河南的姓氏有97個,部分源頭在河南的姓氏有115個,二者合計,起源于河南的姓氏共有212個,占300大姓的71%,占全國漢族人口的84.9%。概言之,起源于河南的姓氏占全國漢族人口的85%以上。因此,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河南是姓氏資源第一大省,海內(nèi)外華人的祖根大半在河南。


  中華民族的姓氏在發(fā)展演變過程中,由少到多,不斷分衍,迄今歷史上使用過的姓氏共有兩萬多個,得名的方式各種各樣,無所不有,其發(fā)展演變可分如下幾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姓的產(chǎn)生。中華姓氏產(chǎn)生于伏羲、女媧時代的母系社會,是伏羲為了避免近親交媾給后代帶來危害,將族人按血緣關系區(qū)分為不同的集團,這些不同的血緣集團就是姓族或姓。周代“同姓不婚”制度就淵源于此。


  第二階段是氏的出現(xiàn)及其演變。氏大約出現(xiàn)于從炎、黃二帝時期開始的父系氏族社會,社會組織以男性為中心,原來的姓族分裂衍化出若干男性為主導的氏族,氏族顯示著家族對土地和財產(chǎn)的所有,標志著貴賤和等級的差別。舜時的“賜姓命氏”,是大規(guī)模賜姓命氏的淵源。


  第三階段是中華姓氏普及和定型。周初實行周朝貴族內(nèi)部的層層分封制,共建立71個諸侯國,還分封了不少有功的異姓貴族,至春秋時發(fā)展為140個國家,這些諸侯多以封國為氏,封國以下層層遞封,有更多的人以封邑為姓,以官職為姓,建立了一套完備的姓氏制度。中華姓氏在這一時期得到普及和定型。


  第四階段姓氏混一。戰(zhàn)國時期,隨著宗法制度的崩潰,等級制度被破壞,姓氏合二為一,標志著現(xiàn)代意義姓氏的產(chǎn)生。


  第五階段是少數(shù)民族的融合。秦漢以后,少數(shù)民族不斷入侵和入主中原,中華文化以其特有的先進性、強固性和包容性,將它們一一融合,中華姓氏也不例外。


  河南是中華姓氏的搖籃。如果進一步把中華姓氏史與河南歷史加以對照,就不難發(fā)現(xiàn),無論是姓氏的萌芽、產(chǎn)生、發(fā)展,還是普及、定型,無不與河南息息相關,具體可概括為以下六點:


  河南是姓氏肇始時期人類活動的重要地區(qū)。在姓起源的原始社會母系氏族制時期,河南是人類活動的重要地區(qū)。在氏起源的父系氏族社會,中原地區(qū)(主要是今河南)氏族林立,這成千上萬的氏族、部落便是“氏”的淵藪。


  河南是華人祖先炎黃二帝和太昊的活動中心。從血緣關系上說,當今120大姓分別屬于三個族系,即黃帝族、炎帝族、東夷族,出自四位祖先,即黃帝、炎帝、太昊與少昊。其中,屬于黃帝族的有86姓,占120姓的72%;屬于炎帝族的有6姓,占5%;屬于東夷族的有8姓,占7%;兼屬黃帝族與炎帝族的有11姓,占9%;兼屬黃帝族與東夷族的有9姓,占7%。河南長期是這三族活動的中心,因此,其姓氏也多數(shù)是在河南境內(nèi)形成的。


  河南是姓氏發(fā)展時期夏、商兩代的國都所在地。夏、商時期,從奴隸制興起到全盛,也是中華姓氏得以發(fā)展的時期,而這兩個朝代活動的中心地帶均在今河南境內(nèi)。


  河南在姓氏普及時期的周朝占有重要位置。周朝是我國產(chǎn)生姓氏最多的朝代,姓氏基本上普及,并相對定型,此后沒有更大的發(fā)展。而河南是在這一時期起到關鍵作用的地區(qū)。


  河南有得天獨厚的產(chǎn)生姓氏的優(yōu)越條件。河南歷史悠久,產(chǎn)生的姓氏必多,人口密集,得姓受氏者必眾;建都頻繁,得姓的機會必廣。


  河南是北魏鮮卑族政權入主中原改姓的基地。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于493年遷都洛陽后,進行漢化改革,令鮮卑人改姓,僅見于《魏書?官氏志》單獨列出的,即有114個。


  許順湛(著名考古學家、河南博物院研究員):炎帝族后代曾占據(jù)15個屬地,有107個氏;黃帝族后代占據(jù)101個屬地,有510個氏;舜族后代占據(jù)7個屬地,有61個氏;禹族后代占據(jù)12個屬地,有33個氏;契族后代占據(jù)12個屬地,有124個氏?偣矊俚147個,835個氏。835個氏到后來都演化為華夏族的姓,現(xiàn)在漢族人的姓氏都來源于此,是為炎黃子孫。作為炎黃子孫祖源的這147個屬地、835個氏,主要分布在中原地區(qū)。


  姓氏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的血脈、國脈、文脈,形成了中華文明的文化基因,是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生命信息學遺產(chǎn)。中華民族一向具有厚德載物、報本返始、依戀本源、尊祖敬宗的傳統(tǒng),這種品性是一種民族認同感和歸宿感的體現(xiàn),根文化正是出于這種民族品性,是中原歷史文化的特質(zhì)。


  姓氏尋根有助中原崛起。尋根認祖是一種民族文化的認同。參天之木,必有其根;懷山之水,必有其源。在中國人的觀念中,特別重視鄉(xiāng)土之情,依戀本源,講究重生報本、尊祖敬宗。而當代世界各地華人華裔紛紛回歸祖國故土尋根祭祖,正是中華文化、民族血緣強大凝聚力的生動體現(xiàn)。中原崛起離不開現(xiàn)代的科學技術,也離不開傳統(tǒng)的文明和文化基礎。要加大姓氏文化的研究和推廣,加強姓氏尋根組織服務,促進中原崛起。


  河南有三個地點是東南沿海和海外華人夢魂牽繞的尋根圣地,一是洛陽的洛陽橋、二是信陽市固始縣、三是開封的宋都珠璣巷。


  所謂客家人,是指原籍為河南地區(qū)的中原漢族,在西晉滅亡后南遷,開始成為具有“特殊身份”的一群居民,在后來的幾次大的遷徙行動中,逐漸形成今天具有獨特風貌的客家民系?图颐裣凳侵腥A漢民族的一個支系,今天客家人遍及世界各地,人口超過1億,主要分布在廣東、福建及港澳臺地區(qū);在海外的客家人分布很廣,較集中的是東南亞一帶?图胰烁诤勇,不少臺灣人和海外華人都稱自己是“河洛郎”,認定“根在河洛”。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zhàn)在北大演講時提到:“在臺灣,我們有原住民,有客家人,我們大多是‘河洛郎’!倍尻柕穆尻枠,正是客家人普遍認同的最初遷出之地的標志。福建省泉州市也有洛陽橋,位于泉州城東13公里處,它與北京的盧溝橋、河北的趙州橋、廣東的廣濟橋并稱為我國古代四大名橋,是客家人從中原南遷的遺跡。泉州是中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無數(shù)客家先民就是從這里走向異國他鄉(xiāng)的。所以,無論是洛陽的洛陽橋,還是泉州的洛陽橋,對于客家人而言,其重大意義都是不言而喻的。


  固始是中原姓氏的一個重要的遷出地,在東南沿海和臺灣等省的許多華人的族譜上都寫有“光州固始”的字樣。第一次南遷始于唐總章二年(公元669年),陳政、陳元光父子先后率兵3600名赴福建地區(qū)鎮(zhèn)撫山民騷亂。陳政父子所率入閩將士及眷屬8000余人,計有80余姓,落籍閩地。第二次南遷始于唐僖宗光啟元年(公元885年),固始人王潮、王審知兄弟率鄉(xiāng)民隨農(nóng)民義軍入閩,后梁開平三年(公元909年),王審知被封為閩王,所率將士50余姓,也在閩地落戶。據(jù)考證,在固始南遷的中原后裔中,既包括陳水扁的祖輩,也包括連戰(zhàn)的先人。1953年臺灣官方的戶籍統(tǒng)計,當時戶數(shù)在500戶以上的100個大姓中,有63個姓氏的族譜上均記載其先祖來自河南“光州固始”。這63個姓氏共670512戶,占當年臺灣總戶數(shù)828804戶的80.9%。這就意味著:每5戶臺灣居民中,有4戶先民來自固始。固始成為東南人民眼中的“大槐樹”。


  珠璣巷,位于廣東南雄市北9公里沙水村,是粵港人尋根問祖的圣地。南雄珠璣巷得名于宋時開封府祥符縣(今河南開封縣)的珠璣巷,是由于南宋時移居此地的官吏士民眷戀故土而得名!稄V東新語》載:“吾廣故家望族,其先多從南雄珠璣巷而來。蓋祥符有珠璣巷,宋南渡時,諸朝臣從駕入嶺,止至南雄,不忘竔榆所自,亦號其地為珠璣巷;如漢之新豐,以志故國之思也!闭{(diào)查顯示,珠璣巷移民家族有797支之多。今天,這些移居南雄的中原人士的子孫已經(jīng)遍布粵港,從廣東方志和許多姓氏族譜中可以追尋到其祖先出自宋都開封,到南雄珠璣巷,再輾轉各地的蹤跡。


  姓氏尋根就是人們以姓氏為紐帶所進行的文化尋源活動。河南既是姓氏資源第一大省,就應當充分重視這一得天獨厚的資源,并要真正利用好和發(fā)揮好這一資源優(yōu)勢。一是要切切實實搞好姓氏研究,真正摸清姓氏“家底”;二是要在高等院校開設“中華姓氏學”課程,培養(yǎng)姓氏研究人才;三是要利用各種手段,如圖書、影視等廣泛宣傳河南的姓氏資源優(yōu)勢;而最好的方式就是在河南創(chuàng)建一座“百家姓尋根城”,形象生動地展示當今300個常見姓(重點是前100大姓)的來龍去脈,使這里成為海內(nèi)外華人尋根謁祖的圣地。這當是河南由文化大省邁入文化強省必不可少的內(nèi)容,它定會獲得良好的社會效益,同時會創(chuàng)造更多引進外資的機會,帶動各行各業(yè)的發(fā)展,從而獲得豐厚的經(jīng)濟效益。當然,也可先辦一個“百家姓尋根展覽”,到各地巡回展出,以擴大影響。要從更高的角度認識河南的姓氏文化。一是維系海內(nèi)外華人的重要紐帶。要從祖國統(tǒng)一大業(yè)的高度、從增強海內(nèi)外華人凝聚力的角度去認識姓氏文化的意義,要承擔起歷史賦予河南的重任,充分發(fā)揮河南的文化優(yōu)勢,做好姓氏文化開發(fā)這篇大文章。二是實現(xiàn)中原崛起,實施開放帶動戰(zhàn)略的助推器。要利用河南的姓氏文化優(yōu)勢,吸引更多的海外華人與民營企業(yè)家到河南創(chuàng)業(yè),以尋根為紐帶,深入挖掘更多的人力資源,將文化優(yōu)勢轉變?yōu)榻?jīng)濟優(yōu)勢,為實現(xiàn)中原崛起和開放帶動戰(zhàn)略奠定良好的基礎。三是要有我們的尋根文化戰(zhàn)略與產(chǎn)業(yè)。通過建立完善的尋根文化資源開發(fā)性的研究體系、系統(tǒng)的尋根文化資源的保護體系、特點鮮明的尋根文化對外宣傳體系、全面系統(tǒng)的網(wǎng)絡性的海內(nèi)外華裔聯(lián)誼體系和緊密配套的尋根文化資源開發(fā)的產(chǎn)業(yè)體系,打造姓氏文化的品牌與基地。


  臺灣同胞的祖根,500年前在福建,1300年前在固始。福建與中原曾有四次人口大交流,許多固始人遷徙閩,繁衍子孫。至今臺灣及閩南一帶,陳、林、黃、鄭四大家族的族譜上,也都明確的記載,其先祖為河南光州固始人。


  尋根起點是閩南,終點無疑是河南。尋根到中原,河洛是故鄉(xiāng)。自20世紀80年代起,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國門洞開,海外華人一批批到祖國大陸尋根問祖,由沿海到內(nèi)地,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尋根熱。據(jù)僑務部門不完全統(tǒng)計,20多年來,河南省共接待過來自世界30多個國家、人數(shù)達30多萬人的各種尋根謁祖團。2003年在鄭州召開規(guī)?涨暗摹笆澜缈蛯俚谑藢脩┯H大會”,有3000余人參加,把海外華人中原尋根活動推向高潮。劉姓、張姓、謝姓、楊姓、范姓、溫姓、鐘姓等單姓的世界性聯(lián)誼大會在河南頻頻召開。新鄭黃帝拜祖大典、鄭州公祭炎黃二帝活動、周口姓氏文化節(jié)被定為省級節(jié)會,得到空前重視。不少海外華人通過尋根祭祖活動增加了對祖根地的了解,積極為祖根地捐資或在祖根地投資興業(yè),促進了家鄉(xiāng)的經(jīng)濟文化教育事業(yè)發(fā)展。


  (三)中原武術文化


  武術有著悠久的歷史,是中華民族在長期生活與斗爭實踐中不斷積累和發(fā)展起來的一項寶貴的文化遺產(chǎn)。河南是少林拳、陳氏太極拳、萇家拳、形意拳四大拳派的發(fā)源地。全國129個武術拳種中,河南流行的就有40余種。


  研究中國武術必言中州武術,因為該地域孕育了名揚天下的兩大拳種,即嵩山少林寺的少林拳和溫縣陳家溝的陳氏太極拳。還有康乾時期萇乃周創(chuàng)立的萇家拳和中氣論都是中州的瑰寶。人們話說“功夫”時會脫口而出“天下功夫出少林”,人們以武會友切磋“纏絲勁”時自然要去尋根陳氏太極拳。中國武術很早就講“氣功”,但有系統(tǒng)地論述武術氣功的要數(shù)滎陽汜水人萇乃周的《培養(yǎng)中氣論》為貴。這些都是中州文化的精髓,研究中國武術文化能不深入地研究它們嗎?中州武術文化是人創(chuàng)造的:回看殷墟廢址,古老的冷兵器時代周武王就給大武舞中的“夾振之而四伐”作過戰(zhàn)斗詮釋;三國時魏文帝曹丕在《典論?自序》中記載了當時的劍術“四方之法各異,唯京師為善”,還創(chuàng)造了與將軍鄧展斗劍“三中其臂”而不敗的記錄;北宋靖康之難,二帝被俘,河南產(chǎn)生了一位“還我山河”的民族英雄岳飛,他的教射師傅則是周同;少林武僧助李唐之后歷代武僧為光大少林武功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明清時期武術大盛,陳王廷、萇乃周創(chuàng)造出中國名拳;近代查拳大師常振芳在開封長期授拳藝播天下;1936年在德國柏林奧運會期間,表演中國武術的國術隊員中就有5位河南籍選手;中州武術文化孕育了新中國第一代的河南籍武術名家常振芳、張文廣、劉玉華。另外還有,中州為新中國競技武術培養(yǎng)了許多杰出的人才。轟動世界的武打電影《少林寺》就是以少林寺的歷史題材和人文背景拍攝的。


  地域文化雖是以地域限定的文化類型,但它的形成和發(fā)展必定脫離不了歷史的機緣。中州武術是生長在中州地域內(nèi)的一種文化形態(tài),在它的發(fā)展過程中,無疑受到中州地域內(nèi)不同時期的政治、經(jīng)濟、軍事和文化的影響,并在這種特定的歷史環(huán)境和文化氛圍中逐漸成熟和完善,沿著自身規(guī)律向前發(fā)展。第一階段(先秦時期~1840年以前)為中州武術的成形階段。其標志是中州三大武術拳種已經(jīng)形成;武術的多元價值被人們所認識。第二階段(1840年~1949年)為中州武術的發(fā)展階段。處于這個時期的中國武術也開始接受近代西方體育文化的洗禮,并踏上了向近代轉型的道路。第三階段(1949年~1977年)為中州武術的成熟階段。第四階段(1978年~至今)為中州武術的繁盛階段。


  《中國大百科全書(簡明版)》:武術在長期的歷史演變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的運動規(guī)律和技術風格。其特點有三:①寓技擊于體育之中。武術最初作為軍事訓練手段,與古代軍事斗爭緊密相連,技擊性非常明顯。搏斗運動集中體現(xiàn)了武術攻防格斗的特點,目的在于戰(zhàn)勝對方。套路運動盡管在技術規(guī)格、運動幅度等方面與攻防技術的原形有所變化,但仍保留了技擊的特性,踢、打、摔、拿、擊、刺是套路的技術核心。②內(nèi)外合一、形神兼?zhèn)涞拿褡屣L格。武術既講究形體規(guī)范,又追求精神傳意,內(nèi)外合一,練習時要求把內(nèi)在的精氣神與外部的形體動作緊密相合,做到“心動形隨”、“形斷意連”。③廣泛的適應性。武術的練習形式、內(nèi)容豐富多樣,有競技對抗性的散手、推手、短兵,有各種拳術、器械和對練,還有與其相適應的各種練功方法。他們有不同的動作結構、技術要求和運動量,分別適應不同年齡、性別、體質(zhì)的人的需要。


  中原武術文化的精神特征。中國古人的實用理性思維方式,中國古人對于做人的特別重視,中國古代社會的政治高度集中而經(jīng)濟高度分散的特殊歷史背景等,使中國武術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關系非常緊密,使中國武術客觀成為幾乎中國文化全部內(nèi)容的載體,客觀成為了中國文化整體的一個重要符號。正是因為此,很多外國人學習中國武術,除了是要滿足其掌握武術技法的需要以外,更多的是想通過練習中國武術來深入學習與深刻體驗整體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


  中國武術精神,本來就是中國的民族精神,是中國民族精神在武術實踐中的落實。不蘊含中國民族精神的武術不能被稱為中國武術,所有的中國武術都必須也必然蘊含著積極的民族精神,因此,練習中國武術,體驗中國武術文化,本身就是一個培養(yǎng)中國民族精神的過程。


  中國武術是中華民族的寶貴文化遺產(chǎn)之一,也是民族傳統(tǒng)文化在武技一道的體現(xiàn)。中國武術是民族智慧的結晶,其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中和養(yǎng)氣之說,同時又融合了道家的守靜致柔、釋家的禪定參悟等諸多理論,從而構成了一個博大精深的武學體系,成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武文化”。中國武術浸潤著民族的性格氣質(zhì),蘊含著中華民族對搏擊之道的獨特悟解。它既不同于那種張揚自我、崇尚剛猛的歐美拳擊,又不同于極具島國文化特色的日本空手道,也不同于帶有濃烈熱帶叢林氣息的泰拳。中國武術講究剛柔相濟,內(nèi)外兼修,既有剛健雄美的外形,更有典雅深邃的內(nèi)涵。中國武術不僅僅是搏擊術,更不是單純的拳腳運動,也不是力氣與技法的簡單結合,它飽含著哲理,深蘊著先哲們對生命和宇宙的參悟,以一種近乎完美的運動形式詮釋著古老的東方哲學思想,追求那種完美而和諧的人生境界。


  中國武術還具有審判價值和健身價值。特別是太極拳,講究凝神靜氣,身氣合一,中正安舒,從外形看動作柔和,但柔中寓剛,綿里藏針,外柔內(nèi)剛,陰陽轉換,這不僅有外形美,而且有一種精神美,有很高的審美價值?磳<掖蛱珮O拳,渾身上下都有和諧的美感。又如形意拳講究內(nèi)三合外三合,全身動作渾如一個整體,有一種整體的美感。


  河南四大拳派簡說:一是天下功夫出少林。少林拳因源于少林寺而得名,在國外又稱少林功夫。其歷史悠久、內(nèi)容豐富,在國際上它幾乎成了中國功夫的代名詞,是中華民族值得驕傲的文化品牌。


  少林武術的淵源,只能是北方地區(qū),特別是中原地區(qū)的民間武功。至遲在兩漢時期,中原地區(qū)的武功已發(fā)展到相當高水平,行氣導引之術也已積累了比較豐富的經(jīng)驗。少林寺的和尚多數(shù)來自中原民間,有些人入寺之前就會武功,入寺之后又在僧眾之間相互切磋傳授。少林寺僧一向有兼收并蓄、善于學習的傳統(tǒng),所以能夠廣泛吸收僧俗兩界的武功精華,不斷總結提高,并有所發(fā)展創(chuàng)造。


  少林寺以武功名揚天下是在明清時期。明朝嘉靖年間,倭寇竄擾東南沿海,少林派武僧80余人在月空等人的率領下勇赴沙場,屢挫敵焰,先后有30余人為國捐軀。嘉靖四十年(1561年),抗倭名將俞大猷(福建晉江人,其武功學于泉州)途經(jīng)少林寺,指點拳術和棍法。俞大猷在看過眾僧的表演以后,認為少林寺棍法傳久而訛,真訣皆失,乃從少林寺眾僧中選出宗擎、普從兩位少年僧人,讓他們隨軍南下,親自傳授武藝,歷時三年有余。普從不久去世,宗擎學得真訣,回寺廣傳僧眾。萬歷五年(1577年),俞大猷又在京師授給宗擎《劍經(jīng)》(此為論棍之書,當時把棍稱為長劍,故稱《劍經(jīng)》,而非論劍之書)。


  在名家的指點下,又經(jīng)過實戰(zhàn)的磨煉,少林棍術水平在明朝晚期有了明顯提高。萬歷四十四年(1616年),程宗猷著《少林棍法闡宗》一書,把少林棍法列為棍家“正傳”之一。其后,茅元儀在《武備志》中進一步提出“諸藝宗于棍,棍宗于少林”,第一次將少林棍術列為諸家棍法之首。至此,少林棍術已被公認為武術正宗。


  少林棍術名揚四海之后,少林寺僧眾又致力于拳術的提高。明末時,“寺僧攻拳”,因少林拳術“猶未盛行海內(nèi),今專攻于拳者,欲使與棍同登彼岸也”。當時,少林寺僧洪記又從劉德長學得獨步天下的峨眉槍法。與此同時,不少文人感嘆國事日非,內(nèi)憂外患,遂自覺習武,以圖報國,一時文人習武之風大盛。在武裝抗清失敗以后,一些志士仁人恥于剃發(fā)留辮當新朝臣民,紛紛遁跡山林,削發(fā)為僧。他們大多有較高的文化素養(yǎng),有些人又有深厚的武術功底。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民間的俗界武功與原有的少林武功再次交流融合,使少林武功日臻精湛。


  入清以后,中原地區(qū)的習武之風依然盛行不衰。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清廷曾下旨嚴禁民間習武,但少林寺僧眾依然暗中練武不輟。少林寺的反清民族意識曾引起清廷的注意,而少林武功則通過包括秘密會社在內(nèi)的各種渠道廣泛外傳。以少林寺為代表的寺院武功在這一時期得到迅速發(fā)展,成為中國武術史上一個引人注目的現(xiàn)象。


  明末清初之際,少林武術廣泛吸收了北方許多拳派的精華,同時也吸收了南方的棍術和槍術,在本寺武功的基礎上加以融合提煉,終于形成了內(nèi)容廣博、技藝精湛的少林拳系,全面取得了武術正宗的崇高地位。試看有關少林武技的種種記載,絕大多數(shù)見于清人的筆記小說,便是一個佐證。同時,由于僧俗兩界武藝的頻繁交流,也由于少林武術的名氣越來越大,北方的不少拳派,或受到少林武功的影響,或托名少林以自重。這樣,少林拳系實際上就涵蓋了中國北方地區(qū)幾乎所有的武術門派,少林武術也成了中國北方地區(qū)武術的總稱。


  近年來,少林武功的名氣如日中天,以“少林”冠名的各種武館遍布大河上下、大江南北。不久前,俄羅斯總統(tǒng)普京等專門到少林寺參觀,觀看少林拳。然而,物壯則老,盛極則衰,少林武功也自有它的隱憂所在。自我感覺始終良好,少林拳的隱憂也許就在這里吧?


  二是陳氏太極拳。太極拳是中華武術苑中的奇葩,是民族智慧的結晶。它以剛柔并濟為特征,以強身健體、修心養(yǎng)性為主旨,已推廣到五大洲,成為上億民眾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使中國武術步入了更高的文化境界。


  陳氏太極拳源于我省的溫縣陳家溝。是明末清初陳家溝陳氏家族第九世子孫陳王廷所創(chuàng)始,距今已有三百多年的歷史。陳氏太極拳是在吸取中華武術各派精華的基礎上,以《易經(jīng)》陰陽之理和中醫(yī)經(jīng)絡學說、導引吐納術等為基礎,所創(chuàng)編而成的一種新拳種--太極拳。由于太極拳的理論是以太極學說為基礎,發(fā)明者陳王廷是陳家溝的陳氏家族弟子,故名陳氏太極拳。陳氏太極拳問世之初,只在本家族內(nèi)部傳承,后來,打破傳統(tǒng)家規(guī),吸收外姓弟子入室習拳,其中楊氏太極拳始祖楊露禪就是習練陳氏太極拳的外姓第一人。自此以后,太極拳流行于世,又衍生出武氏太極拳、吳氏太極拳、孫氏太極拳、和氏太極拳等多種流派。


  陳氏家族世代習練太極拳,歷代名手輩出,如十四世的陳有本、陳長興,十五世的陳清萍、陳耕耘,十六世的陳鑫、十七世的陳椿元、陳子明,十八世的陳鴻烈、陳照奎等先輩,均武德高尚,武藝精湛,傳徒眾多,名聞中外。特別是十六世陳鑫(字品三),清末貢生,更是文武雙全,他闡發(fā)歷代積累的練拳經(jīng)驗,用13年時間寫成《陳氏太極拳圖說》,以易理說拳理,完整地展現(xiàn)了太極拳的理論和技術體系,為后人從事理論研究和技術練習提供了重要的依據(jù),從而成為太極拳發(fā)展史上一個醒目的里程碑,被奉為武學之圣典。


  太極拳在明末清初一經(jīng)產(chǎn)生,就極大地豐富了中原文化,并在較短的時間里很快成為中原文化的核心內(nèi)容,有力地鞏固了中原文化在中國文化的地位。太極拳以中國傳統(tǒng)文化理論為基礎而創(chuàng)編,致使太極拳的發(fā)展必然具有其獨特的文化特色。不僅如此,太極拳還對繁榮和豐富中國民族文化產(chǎn)生著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太極拳源于河南,屬于世界,在河南人為之驕傲的同時,河南人深知,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所以,河南人正以博大的胸懷,將具有多元化功能的太極拳無私地奉獻給世界人民。


  三是萇家拳。萇家拳是萌發(fā)于中州腹地的又一著名拳種,它與少林拳、陳氏太極拳一起構成了中州武術的三大拳種!叭O家拳”又稱“萇門拳”,它是以發(fā)祥者的姓氏而命名的拳種。1930年以后,因萇家拳被整理出版,綜合其拳學理論和套路技術,統(tǒng)稱為“萇氏武技”。


  萇家拳是由河南滎陽汜水人萇乃周所創(chuàng)。萇乃周(公元1742年~1783年),在扎實的理論和實踐功底的基礎上,博采眾長,將易理、醫(yī)理吸收融會于武技拳法之中,并經(jīng)過反復研習,最后終于形成了以培養(yǎng)中氣為拳技學理主旨的、以二十四字拳為基本技術內(nèi)容的風格獨特、自成體系的內(nèi)功拳派--萇家拳,并著有專門論述武術技法與學理的《培養(yǎng)中氣論》和《武備參考》兩部著作。這就是后來經(jīng)過武術學者徐震整理編輯的《萇氏武技書》。萇氏武技理論內(nèi)容豐富,論理獨特,是最早的系統(tǒng)論述拳法為何進行內(nèi)外兼修,以及如何進行“形氣合練”的拳學文獻。其內(nèi)容已經(jīng)構成了比較系統(tǒng)完整的、以內(nèi)練精氣神為主體的拳學體系。萇氏武技講究自身“中氣”的培養(yǎng),以便求得形神兼?zhèn)、外強?nèi)壯的功效,進而達到健身、養(yǎng)生之目的。


  萇家拳現(xiàn)存內(nèi)容分為樁功功法和套路兩大類。萇氏武技樁功既是習練者初學之基本功法,又是專習內(nèi)氣“文修內(nèi)丹”的養(yǎng)生功法。樁功功法包括文修和武練兩種。目前,萇氏武技的套路包括:拳術、器械和對練三類。


  四是形意拳。形意六合拳,又叫心意拳、六合拳、形意拳,與武當、太極、八卦合稱內(nèi)家四大拳派。古拳譜有岳飛始創(chuàng)心意六合拳之說。洛陽馬坡村人馬學禮是河南心意六合拳最具代表性的傳承人物。


  形意六合拳拳理:六合即心與意合、意與氣合、氣與力合、手與足合、肘與膝合、肩與胯合。天人合一、物我同然。一動無不動、一合無不合。雞腿、龍身、熊背、虎抱頭、鷹捉、雷聲。五行相生相克,循環(huán)不息。河南心意六合拳雄渾質(zhì)樸,動作簡練,狠毒迅猛,勢勢虎撲,把把鷹捉,恨天無把,恨地無環(huán)。起如蟄龍升天,落如劈雷擊地之氣勢。


  形意拳在中國武術理論上的最大貢獻,是提出了武學的三大境界,首次厘清了武術功力的層次差別,從而大大豐富了中國武術的理論寶庫。


  (四)宗教文化


  中原宗教文化具有根源性、原創(chuàng)性、包容性、基礎性和輻射性等顯著特點。這些特點奠定了中原宗教在中國宗教史和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特別重要的地位,以至于要了解中國宗教史和中國傳統(tǒng)文化,就必須了解中原宗教和中原文化。譬如,我們通常說儒、釋、道三教的融合、交流,而三教合流的典型代表就在登封嵩山腳下。因為在嵩山腳下,既有中國化的佛教禪宗的祖庭——少林寺,又有歷代皇帝祭祀中岳神的道教圣地——中岳廟,還有儒家二程講學的著名書院——嵩陽書院等,中原文化的包容性可見一斑。


  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儒、釋、道“三教合流”,其中“釋”(即佛)、“道”都屬于宗教文化,其繁榮發(fā)展都與河南息息相關。


  中國的佛教文化從河南開始。東漢永平年間,印度佛教傳入中原,在洛陽修建了第一座寺院白馬寺,在這里,佛教開始落地生根、發(fā)揚光大,并繼而走出了它的豐富與多彩。印度佛教最先傳入河南,使河南創(chuàng)造了許多中國佛教史上的第一。白馬寺是佛教傳入中國后的第一座寺院,為中國“釋源”;光山凈居寺是中國第一個佛教宗派——天臺宗的發(fā)源地;少林寺是中國化的佛教——禪宗的祖庭;相國寺是推動佛教信仰大眾化的凈土宗祖庭,云門宗的大本營;風穴寺是流行最廣的臨濟宗祖庭;安陽日光寺是律學三大宗派建宗最早的相部宗祖庭;寶豐香山是觀世音菩薩的道場,為中國五大菩薩道場之一;登封永泰寺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座尼僧寺院;衛(wèi)輝香泉寺是中國第一個佛教慈善場所,專門收治麻風病的“癘人坊”,開中國佛教慈善、醫(yī)療之先河;洛陽、許昌、開封、安陽是四大佛經(jīng)翻譯中心,中國第一部漢文佛經(jīng)——《四十二章經(jīng)》在河南譯出,佛教的其他經(jīng)典,如禪經(jīng)、阿吡曇經(jīng)、初期菩薩乘、律戒、釋迦牟尼佛傳、大乘、小乘等經(jīng)典,均在河南首譯。


  中原佛教大德云集、人才輩出。在佛教傳入中國的近2000年間,印度等國入河南的高僧多達80余人,中國僧人在河南地區(qū)活動的則有100余人,日本、朝鮮入河南求法者則有20余人。許昌人朱士行不但是中國第一個比丘,也是中國第一個西行求法者;洛陽婦女阿潘是中國第一個比丘尼;禹州人智 是天臺宗師祖;中國佛經(jīng)翻譯有“四家五人說”,即玄奘、羅什、真諦、不空和義凈,玄奘、不空、義凈三人與河南有關,而玄奘所譯佛經(jīng)的數(shù)量最多,達750部、1335卷,翻譯的質(zhì)量最高,是公認的中國第一大翻譯家;唐代河南僧人一行,不但是中國密宗大師,也是中國佛教中唯一一位世界級的科學家、天文學家,不僅發(fā)明了世界上最早的自動計時器,提出了比英國天文學家哈雷早1000年的“恒星自行說”,還進行了世界上首次子午線實測活動,因此成為古代天文學發(fā)展的里程碑。


  中原佛教建筑歷史悠久,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少林寺塔林是中國佛教建筑文化最高水平的三大佛教塔林之一,其佛塔數(shù)目為全國第一;嵩岳寺塔為中國最早的印度建筑風格的磚塔,也是中國現(xiàn)存最古老的佛塔;登封凈藏禪師塔為中國最早的八角磚塔;法王寺塔用黃泥砌成,經(jīng)1500年風雨侵蝕仍巋然矗立;安陽修定寺塔,被稱為花塔之冠,是我國現(xiàn)存的唯一一座“花塔”;龍門石窟為中國開鑿時間最長,窟龕數(shù)目、雕像數(shù)目、造像題記最多的石窟,它既有高17米的奉先寺盧舍那大佛,也有高僅2厘米在全國石窟造像中最小的佛像,作為中國佛教三大藝術寶庫之一,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chǎn)名錄;鞏義石窟寺石窟保留全國最為完整、面積最大的帝后禮佛圖;?h大丕山“鎮(zhèn)河將軍”,為中國第五、北方第一大佛。


  中原佛教是中國佛教國際化的傳播中心。唐宋時期洛陽、汴京為國際化大都市,而進入鼎盛期的中國佛教,則以河南為中心遠播日本、朝鮮、東南亞各國。


  道教文化的精深土壤。中原文化的厚重與包容,為道教文化的孕育與生成提供了豐厚的營養(yǎng),使得道教這一土生土長的民族宗教,逐步成為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一支,并以其獨特的方式詮釋著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原是道教理論的主要源頭。河南鹿邑人李耳被道教尊為教主,其《道德經(jīng)》被奉為主要經(jīng)典,著名的道學家成玄英、內(nèi)丹修煉法創(chuàng)始者陳摶、太一教創(chuàng)始人蕭抱珍、東華派創(chuàng)始人寧全真也都是河南人。道教以“道”為信仰核心,強調(diào)內(nèi)以治心,外以救世,以生為樂,重生惡死,主張通過加強道德自律和修行體驗求得生命能量的升華。


  隋唐時期,由于統(tǒng)治階級大力扶持,道教發(fā)展達到鼎盛,并真正發(fā)揮了正統(tǒng)宗教的功能。隋煬帝時,尊崇道教,在洛陽置玉清玄壇,建道觀24所。大業(yè)年間(605年~617年)許多道士紛紛到洛陽、嵩山一帶修道,其中最著名者為潘師正及其弟子司馬承禎。唐代奉行崇道政策,李唐統(tǒng)治者自稱老子后裔,所以在唐代,河南道教發(fā)展到極盛。


  道教在河南近兩千年的發(fā)展與演變中,留下了豐富多彩的宗教文化遺產(chǎn)。一些著名洞天福地和宮觀遍布全省境內(nèi)。據(jù)《道藏》記載,道教名山勝境有“十二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和“七十二福地”。河南境內(nèi)的洞天福地有王屋山、嵩山、桐柏山和北邙山。著名的宮觀有鹿邑太清官、?h碧霞宮、洛陽上清宮、開封延慶觀、南陽玄妙觀、濟源陽臺宮等較大宮觀。其中,王屋山為“十二大洞天”之首,而登封中岳廟是歷代皇帝祭祀中岳神的地方,是我國現(xiàn)存最早、規(guī)模最大的道教建筑群之一。嵩山至今仍是河南道教活動最多、道教遺跡較多的地方。應該說,中原文化孕育了道教的滋生與民族特質(zhì),道教的發(fā)展演變亦進一步豐富和影響了中原文化。


  道教是中國最具有代表性的民族宗教。道教所主張的宇宙生成觀,同中國傳統(tǒng)的宇宙生成觀是一脈相承的;道教所倡導的崇尚自然、清凈寡欲等為人處世的準則,成為數(shù)千年來國人重要的審美追求。在近兩千年的發(fā)展與演變中,道教吸引了儒學和各種外來宗教特別是佛教的養(yǎng)分,但主要體現(xiàn)的是中華民族傳統(tǒng)信仰的特質(zhì),內(nèi)含著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基因,逐步成為中華民族文化傳統(tǒng)的重要支柱。它對中國歷史上的政治、經(jīng)濟、哲學、文學藝術、醫(yī)學、化學、養(yǎng)生、天文地理、民間信仰以及社會習俗等各個方面都產(chǎn)生過不同程度的影響,成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魯迅先生曾經(jīng)說過,“中國的根柢全在道教”,這是對道教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科學概括。


  中原伊斯蘭教文化是中原宗教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伊斯蘭教隨著遷移流動的穆斯林傳入中原,在適應中原社會文化環(huán)境的過程中傳播、發(fā)展。唐宋時期,仰慕中華文明的穆斯林在汴京(今開封)、洛陽等都市定居,伊斯蘭教隨之在中原扎下了根。明清兩代,遷移到中原地區(qū)的穆斯林更多,他們以大分散小聚居的方式,分布在河南幾乎所有縣市。凡穆斯林聚居的地方,都建有或大或小的清真寺。清末,河南清真寺的總數(shù)已達500余座。隨著清真寺數(shù)量的增多,伊斯蘭教成為中原大地上令人矚目的宗教文化存在。


  與佛教進入主流文化的本土化道路不同,伊斯蘭教用另一種方式詮釋著中原文化的厚重。千余年來,在與本土文化全面交流的過程中,伊斯蘭教不斷借鑒和吸納本土文化中的優(yōu)秀成分,默默地進行文化創(chuàng)造,漸漸形成獨具特色的文化品性。由于信仰者主要是回族,中原伊斯蘭教文化既表現(xiàn)為宗教文化,又表現(xiàn)為伊斯蘭教和回族文化“大體同構”的文化。

它具有某些與中原文化相似的精神特質(zhì),即尊重傳統(tǒng),追求中和,具有包容性和開放性,同時不乏創(chuàng)新精神和創(chuàng)新能力。


  中原穆斯林和伊斯蘭教最重要的文化貢獻,是清真女學和清真女寺的創(chuàng)辦。明末清初中原穆斯林創(chuàng)辦了女學(女子經(jīng)堂教育)。女學在清晚期演變?yōu)橛膳①曛鞒值呐。清末到民國年間,與男女平等的時代精神相契合的清真女寺文化,迅速傳播到國內(nèi)絕大多數(shù)省市區(qū)。全國不少穆斯林聚居區(qū),都先后修建了清真女寺。最早創(chuàng)辦女寺的開封,成為當時開辦女子經(jīng)堂教育,培養(yǎng)女阿訇的中心。如今,修建女寺已成為中國穆斯林的文化傳統(tǒng)。這一由中原穆斯林首創(chuàng)中國獨有的宗教文化現(xiàn)象,也引起了當今世界不少人的興趣和關注。


  儒家文化精髓如太極說、人倫道德觀念等融入伊斯蘭教后,生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伊斯蘭教理念,這些理念體現(xiàn)在中原穆斯林的思想觀念和日常生活中。開封、洛陽等地穆斯林聚居區(qū)富有特色的清真飲食文化,節(jié)慶禮俗;遍布全省各地的清真寺建筑,特別是歷史悠久融中國傳統(tǒng)殿宇形制與伊斯蘭教規(guī)范為一體的清真古寺,如沁陽市清真北大寺、水南關清真寺,沈丘至元寺,開封清真東大寺,朱仙鎮(zhèn)清真北寺,鄭州北大寺等,都有著豐富的中原伊斯蘭教文化積淀。沁陽市清真北大寺內(nèi)保存完整、極富特色的伊斯蘭教建筑群,其中頗受中國建筑學家關注的禮拜大殿和與之相連的后窯殿,是中原傳統(tǒng)建筑文化與伊斯蘭教建筑文化完美結合的產(chǎn)物。朱仙鎮(zhèn)清真寺禮拜大殿隔扇門上裝鑲的大片透明魚鱗,相傳系明嘉靖年間運來,為國內(nèi)罕見。此外,古老清真寺內(nèi)珍藏的歷代中文、阿拉伯文匾額、碑刻,手抄本《古蘭經(jīng)》,被譽為“中國體”的阿拉伯文經(jīng)字畫等,都是珍貴的伊斯蘭教文化產(chǎn)品。


  發(fā)揮宗教在促進和諧社會建設中的積極作用


  三、中原文化在島內(nèi)產(chǎn)生的深遠影響


  黃帝故里拜祖大典在臺灣島內(nèi)連續(xù)引發(fā)“河南熱”、“尋根熱”;越來越多的臺商在河南扎根發(fā)展;兩地合作排演的豫劇即將亮相臺灣;鄭州正式成為兩岸包機航點,組團赴臺旅游即將實現(xiàn)……中原兒女和臺灣同胞迎來了更加親密接觸的新時期。 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2008年全省各級臺辦邀請接待臺灣來豫大型交流團組36個、1271人次,我省辦理赴臺交流項目103個、562人次。固始與閩臺淵源關系研討會、“中原文化寶島行”等活動的成功舉辦,進一步密切了豫臺兩地人員的接觸和交往。 國際金融危機也影響不了臺商在豫投資的熱情,一批新增較大臺資項目進展順利!芭_塑集團”投資52億元的6×60萬千瓦華陽孟津電廠項目正式開工建設;投資1.3億元的臺資企業(yè)河南許昌漢王鞋業(yè)有限公司落戶襄城;投資10億元的臺灣農(nóng)產(chǎn)品(漯河)集散中心在漯河市啟動,來自寶島的產(chǎn)品將更快捷地進入河南的千家萬戶。 豫劇在臺灣有深厚的民眾基礎,很多臺灣同胞對豫劇情有獨鐘。由豫臺兩地豫劇團聯(lián)袂打造的新編歷史劇(豫。杜_北知府》,塑造了一位河南籍“臺北知府”陳星聚清正孝廉、忠誠愛國、受到臺灣人民愛戴的藝術形象。這部豫劇精品,已在鄭州正式演出,計劃不久進京演出,隨后即赴臺演出交流。 去年11月,鄭州正式成為兩岸客運包機航點,今年2月,鄭州至臺北包機直航的首航儀式已正式啟動。中國旅游協(xié)會也已授權正式宣布河南為第二批大陸居民赴臺旅游開放區(qū)域,目前有6家省內(nèi)旅行社正在積極運作組團赴臺的各項業(yè)務籌備工作,正式啟動后,河南人直接赴臺旅游好夢成真,河南人民和臺灣同胞會更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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