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文學應還原的國族認同

　　臺灣《旺報》25日社評說，文化的內涵是與時俱進且不斷充實豐富的，作為文化建構核心要素的文學，也是與時俱進的演變。就“中國文學”而言，隨著華僑遍及海外，及1950年后東西方陣營40年的冷戰(zhàn)對峙，東南亞首先出現并逐漸使用“華人”一詞，取代“華僑”等稱謂，接著以“華文文學”取代“中文文學”和“中國文學”。時至今日，已約定俗成泛指全球范圍內以中文漢字書寫的文學。

　　隨著時空推移，“華文文學”項下也出現“馬華文學”、“嶺南文學”、“客家文學”及兩岸三地的“香港文學”、“客家文學”」和“臺灣文學”等區(qū)域性文學，后者屬性在臺灣較為人知者有“鄉(xiāng)土文學”、“眷村文學”、“山地文學”及冷戰(zhàn)時代倡導的“戰(zhàn)斗文學”及日據時期的“皇民文學”等。

　　社評說，就兩岸三地而言，無論是“嶺南文學”、“香港文學”或“客家文學”，其文學所涉及的中華國族認同，并不具有分離性。但無可諱言，“臺灣文學”與島內國族認同異化密不可分�；仡櫋芭_獨”勢力自“光復”時臺灣萬民慶“光復”到李扁執(zhí)政時期進入廟堂之上，文學可說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例如上世紀60年代“戒嚴”時期，“臺獨”在現實政治中并無立足之地，斯時“臺獨”的分離主義意識乃寄生于文學領域。

　　時至今日，臺灣政治上的“統(tǒng)獨”激化反應到了文學領域，并使臺灣文學活生生地淪為政治爭斗。例如2011年5月24日，在臺灣文學館舉辦的“百年小說交流與對話”研討會，黃春明、楊照、陳若曦、李喬、愛亞和凌煙等臺灣知名作家均與會。但當黃春明以“臺灣文書寫與教育的商榷”為題演講時，成功大學臺文系副教授蔣為文用上面寫著“臺灣作家不用臺灣語文卻用中國語創(chuàng)作，可恥”的海報強力打斷演講，就是變相將臺語提升為“民族語言”，將臺語文學與臺灣文學掛鉤。但蔣為文在他的抗議牌上卻使用了“臺”和“中國語”這樣大陸通用的簡體字來抗議，豈非五十步笑百步。

　　中國人一向以中華文化為傲，并視地域文化為中華文化的組成部分。就地域而言，“臺灣文學”就是時空上與臺灣相關的文學。因此，就歷史長河而言，“臺灣文學”不能自我設限為臺灣“光復”迄今的文學，而應上溯包括日據時期、清代及明鄭時期，亦即應貫穿臺灣四百年有文字的信史，反應各個時代的變遷。

　　綠色執(zhí)政時期在文史界各個領域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建構“臺獨”意識整整20年，文學領域自不可免，甚至成立“國立臺灣文學館”以發(fā)揚“臺灣文學”。但世間的事，客觀的歷史總是存在無法抹煞的，日前“臺灣文學館”就以寬泛的屬地主義將“臺灣文學視為在臺灣這個地理空間所產生的文學”，該館出版的臺灣文學史長編，就溯及充滿反清復明孤臣孽子忠義悲壯及眷懷故國之情的“明鄭文學”。

　　就事實而言，臺灣地方的閩南文化與大陸各地地域文化同步源遠流長，臺灣文學與其他地方文學作為中國文學的一部分，本是天經地義的事。臺灣文史泰斗楊云萍就認為：臺灣文學“應該也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作家古遠清則從兩岸三地的角度指出：“華文文學既然包括臺港澳文學在內，這臺港澳文學就不可能是‘他屬的’，其存在的理由就更不可能‘不被歸于輝煌偉大的中國文化’。海外華文文學如旅美的作家白先勇、于梨華、歐陽子等人，其‘創(chuàng)作尊嚴’無疑有一分甚至一大部分‘得自遙遠的母國文化的恩賜’。白先勇的《臺北人》，就是大家熟知的例子。”

　　知名作家陳映真曾直言“臺灣文學是在臺灣的中國文學”，因為兩岸在血緣、地緣、歷史和文化等的融合連結是過去與現在的事實，這也是為何日據時期，即使在日帝殘酷殖民統(tǒng)治下，臺灣作家仍視中國為祖國，視“臺灣文學”為中國文學的一部分。值此兩岸交流的大時代，我們應還原并傳承“臺灣文學”之國族認同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