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梁光烈將軍率解放軍代表團訪問美國北卡羅萊納州海軍陸戰(zhàn)隊勒瓊基地
美國《紐約時報》1月29日文章,原題:不要遏制中國,要和它合作
上周,《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以東海島嶼爭端為理由,警告“中日兩國正在滑向戰(zhàn)爭邊緣”。這個論斷或許有點過于杞人憂天,但是當前的緊張局勢,為一些敦促實行“遏制”中國政策的美國分析家提供了支持。
遏制政策是為另一個時代設計的,美國現(xiàn)在并沒有尋求,也不應當嘗試這種政策。在冷戰(zhàn)的初始階段,遏制意味著對蘇聯(lián)進行經濟孤立,同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這樣的地區(qū)性聯(lián)盟則要制止蘇聯(lián)的軍事擴張。后來,讓“遏制之父”喬治·F·凱南(George F. Kennan)感到懊惱的是,這種觀點催生了“多米諾效應”理論,而后者促成了越南戰(zhàn)爭的升級。冷戰(zhàn)時期的遏制政策指的是,幾乎不進行任何貿易,也幾乎不進行任何社會聯(lián)系。然而,如今的中國絕非當時的蘇聯(lián)。中國并不是在爭奪世界霸權,而且美中之間不僅貿易額巨大,兩國還有大量學生和游客的交流。
在克林頓政府任內,我1994年在國防部參與制定東亞戰(zhàn)略時,我們拒絕采取遏制政策的原因有兩點。如果我們把中國視為敵人,它將來必定就會成為敵人。如果把中國當做朋友,就會為迎來更加和平的未來創(chuàng)造可能性。我們設計了一個“融合但兩邊下注”(integrate but hedge)的策略,有點類似于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信任但核實”(trust but verify)策略。美國支持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并接受中國的商品和游客。但在1996年的一份聲明中卻重申,美日兩國戰(zhàn)后簽訂的安全條約,是東亞地區(qū)穩(wěn)定與繁榮的基礎。克林頓總統(tǒng)還開始著手改善與印度的關系,以沖抵中國崛起的影響。這個戰(zhàn)略贏得了跨黨派的支持。喬治·W·布什總統(tǒng)(George W. Bush)在加深與中國的經濟往來的同時,持續(xù)改善與印度的關系。他的副國務卿羅伯特·B·佐利克(Robert B. Zoellick)曾闡明,美國將會接受中國的崛起,并將它當做“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
奧巴馬面向亞洲的“再平衡”,涉及將海軍資源轉移到太平洋地區(qū),但也涉及貿易、人權和外交舉措。作為奧巴馬的國家安全顧問,托馬斯·E·多尼隆(Thomas E. Donilon)去年11月說,美中關系中“既有合作的元素,又有競爭的元素”。亞洲不是鐵板一塊,亞洲內部的力量平衡應當成為我們戰(zhàn)略的關鍵。日本、印度、越南,以及其他國家,不希望中國主導一切,因而歡迎美國在該地區(qū)的存在。除非中國能夠成功地提升其“軟實力”,從而吸引盟友,否則中國軍事和經濟“硬”實力的提升,可能就會讓鄰國出于忌憚集結在一起,從而沖抵中國實力。
相當規(guī)模的美國軍事和經濟存在,能夠幫助維持亞洲的力量平衡,塑造一個激勵中國開展合作的環(huán)境。但美國朝向亞洲的再平衡,不應太過強勢。我們不能忽視凱南對過度軍事化的警告,應確保中國不會感覺自己受到包圍或面臨危險。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能夠合作抗擊氣候變化、流行病、網絡恐怖主義,以及核擴散,從而實現(xiàn)共同受益。隨著中國越來越依賴中東的能源,我們應當對海事監(jiān)管展開磋商,確保船只自由航行,并將中國包括在太平洋海軍演習中。我們應當幫助中國開發(fā)國內的能源,如頁巖氣,也應當鼓勵中國和日本重新啟動2008年的一項聯(lián)合勘探海底天然氣的計劃。我們應當闡明,如果中國滿足一定的標準,就能加入“泛太平洋伙伴關系協(xié)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這是一項針對環(huán)太平洋地區(qū)的自由貿易協(xié)定提議。
應對一個崛起的中國,遏制根本就不是一個合理的政策工具。實力的意義就是能夠獲得想要的結果。有時候,美國與別國合作時,比單純壓制別國時,實力更強。(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教授、前美國五角大樓官員小約瑟夫·S·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