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曙申:對民進黨“全代會”的觀察
華廣網(wǎng)28日刊載中國社科院臺灣研究所對外關系室副主任汪曙申的文章觀察分析民進黨日前舉行的第16屆第1次“全代會”。文章指出,此次“全代會”最值得關注的是蔡英文的黨內地位進一步穩(wěn)固。未來蔡英文的政策仍會受到兩岸關系結構、藍綠對峙的政治結構和派系傾軋的黨內結構這三大結構的制約。
全文內容如下:
民進黨第16屆第1次“全代會”已經(jīng)落幕,選舉產(chǎn)生了新的民進黨中央權力結構,并提出下一階段的工作方向,其所透露出來的信息值得關注。
從本次“全代會”的背景看,第一,民進黨在今年5月改選了黨主席,蔡英文第三次出任黨魁,這次中執(zhí)委和中常委改選能測試蔡英文在黨內的權力地位。第二,當前民進黨面臨的最主要政治任務就是年底的“九合一”選舉,下半年民進黨的中心工作將圍繞選舉來展開。第三,民進黨內部務實派和保守派圍繞兩岸政策的分歧在擴大,表現(xiàn)在凍結“臺獨黨綱”和反凍結上,這也是此次“全代會”的一個焦點。
今年民進黨內一些人士提出凍結“臺獨黨綱”,其實是2012年民進黨再次敗選后黨內圍繞兩岸政策調整的后續(xù)發(fā)展。一些立場務實的人,看到民進黨在兩岸關系和平發(fā)展的進程日益被邊緣化,認為“臺獨黨綱”是造成大陸和美國對民進黨不信任,島內民眾對民進黨重新執(zhí)政懷有疑慮的根源,因此主張凍結,一舉突破民進黨與國民黨在兩岸政策競爭上長期被動挨打的困境。但“臺獨基本教義派”的看法恰恰相反,他們認為民進黨不能為了執(zhí)政放棄了所謂的建黨理念,甚至有人認為正是因為不再標舉“臺獨”旗幟,才導致連連敗選。所以說,民進黨內部在如何處理“臺獨黨綱”問題上分歧很大,甚至難以調和。
這次“全代會”上除了“凍結黨綱”的提案外,還有“推動正常國家決議文”、“臺海發(fā)展決議文”兩個提案。這反映了民進黨想要實質調整兩岸政策是相當困難的,內部還沒有一個統(tǒng)一的意見。在這種情況下,蔡英文從技術上將提案轉交中執(zhí)會討論,是比較保險的做法。首先,“全代會”做出決議的政治效應很大,不管是“凍獨”還是“反凍獨”出線,都不利于民進黨內的團結,對年底選舉都是負面的。其次,中執(zhí)會規(guī)模小,可以在主要派系之間談,便于蔡英文做工作,防止矛盾擴大化。再次,蔡英文以策略性的手法為自己下一步調整兩岸政策預留了空間。
此次“全代會”最值得關注的是蔡英文的黨內地位進一步穩(wěn)固。民進黨中央權力結構調整后,蔡英文系統(tǒng)拿下兩席中常委(蘇嘉全、陳明文),而一向與蔡英文交好的“謝系”和“新潮流系”也都各拿到了兩席,加上黨務系統(tǒng)和縣市長中的當然中常委,蔡英文的整體實力大幅增長,鞏固了權力核心地位?梢灶A見,今后兩年民進黨不會出現(xiàn)像之前蘇貞昌擔任黨主席時的兩個太陽、兩個權力中心的分裂局面,將只會有一個“小英路線”,蔡英文再次代表民進黨參選臺灣地區(qū)領導人基本上確定了。
未來民進黨的政策走向,與2008年下臺以來一直在尋找的轉型之路是聯(lián)系在一起的。從歷史經(jīng)驗看,民進黨的轉型,一方面受到該黨領導者的觀念、能力的影響,另一方面受到兩岸關系、島內政黨政治、民進黨派系政治等結構性因素的制約。與蘇貞昌相比,蔡英文確實在政策論述、權力基礎上更勝一籌。比如說,在兩岸關系上,蔡英文曾參與協(xié)助臺灣當局國際貿易事務談判,在上世紀90年代就任“陸委會”咨詢委員,在陳水扁執(zhí)政后又任4年“陸委會主委”,可以說長期觀察和處理兩岸事務。因此,蔡英文在兩岸政策上更善于政治上的柔性包裝。
但在當前臺灣這一特殊的政治系統(tǒng)中,民進黨領導者想要獨立發(fā)揮作用的空間是相對的,能量是有限的。蔡英文的政策仍會受到三大結構的制約。
一是兩岸關系結構。大陸實力持續(xù)增強,國際上“一個中國”框架愈益鞏固,“臺獨”不僅在國際社會沒有市場,在島內社會的話語權也在逐步減弱。在這種情況下,民進黨兩岸政策的壓力會越來越大,策略上的拖延只會使其陷入更大戰(zhàn)略上的困境。
二是藍綠對峙的政治結構。民進黨從根本上改變“逢國必反”的政治行為相當困難,這將限制其推動轉型的方向和力度。同時,民進黨將始終面臨國民黨大陸政策的競爭壓力。民進黨內不少人擔心,若向認可“一中架構”的立場移動,國民黨在兩岸論述上會更進一步,屆時恐將造成被動的“政策追趕”,并引發(fā)“臺獨基本教義派”反彈。
三是派系傾軋的黨內結構。兩岸政策主張基本淪為黨內權斗工具。正因此,蔡英文在處理黨內關于兩岸政策的分歧十分謹慎,目前只能接受作為黨內最大公約數(shù)的“臺灣前途決議文”。
總體上看,時代、環(huán)境和潮流都在變,蔡英文為了2016年臺灣地區(qū)領導人選舉會重新思考和構建兩岸論述,探索一個相對務實的方案,走一條妥協(xié)平衡之下的折衷路線。(本文作者為中國社科院臺灣研究所對外關系室副主任、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