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臺灣網(wǎng)1月15日消息 臺盟中央政策研究會委員、老臺胞何標在中國臺灣網(wǎng)發(fā)表題為：“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我撥云見日后半生”的文章。
文章摘錄如下：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黨和國家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也是我人生道路上的新起點�；厥走^去30年，不禁無限感慨：如果沒有黨的改革開放政策，就不會撥云見日，使我經歷那斑斕多采的后半生。
離散了34年的親人重獲團聚
1946年9月，我同先期回到家鄉(xiāng)臺灣的老祖母和父親，以及隨后將全家遷返臺灣的母親和三個弟弟黯然別離。從此就同他們海天遠隔，杳無音信。
在失去親人34個春秋的日子里，每當夜深人靜之時，親人們會在腦海中一一閃現(xiàn)，過去全家歡聚一堂的情景，也會從記憶深處走出來反復回味。
直到1984年，在紐約居住的母親應全國臺聯(lián)林麗韞會長邀請，在三弟光誠陪同下回國探親參觀。于是離散了34年的母子兄弟又在分別時的北京重新團聚。如果林彪、“四人幫”不倒臺，我和妻女可能會終老河南農村；如果沒有改革開放政策，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同全家親人也將海天永隔了。
參加中共中央黨校第一個臺灣班
黨中央執(zhí)行改革開放政策后，對臺工作出現(xiàn)階段性變化。1979年1月，人大常委會發(fā)表了《告臺灣同胞書》；1981年9月30日葉劍英委員長進一步闡明了臺灣回歸祖國的方針政策。
1980年底，我55歲的時候，一個意想不到的喜訊突然降臨：中共中央組織部調我到中央黨校學習。自1961年從原南京軍事學院畢業(yè)后，我再沒有進院校學習過，沒想到年過半百卻有了這么好的機遇。第6期高中級干部輪訓班的臺灣班，是由中央主管對臺工作的鄧穎超同志倡議開辦，并親自關懷指導的。學員25人是中組部從全國15個省市指名調來的，平均年齡52歲，年齡最大的同志64歲。近3/4的學員建國前就參加革命，其中有全國勞動模范、全國政協(xié)委員、中共12大代表等。中央黨校開辦臺灣班這件事，迅速傳到海外和島內，一些傳媒反映：想不到大陸臺胞也要“出頭天”了。
通過學習，我們認識到：對臺灣實行“和平統(tǒng)一”和“兩個寄希望”政策，是改革開放總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完成統(tǒng)一大業(yè)，是我們這一代人光榮偉大的歷史使命。
當時中央政府做了很多工作，首先是明確和落實了對大陸臺胞“一視同仁，并在各方面優(yōu)先照顧”的基本政策。其次，是開辦中央黨校臺灣班，提高、考核、選拔臺胞骨干。同時，準備組建大陸臺胞的民眾團體，作為開展島內及海外臺胞工作的媒介和橋梁，于是在1981年12月26日召開全國臺胞代表大會，成立了中華全國臺灣同胞聯(lián)誼會。
臺灣班結業(yè)后，大部分學員回到各省市原單位，陸續(xù)被安排在全國和有關省市臺聯(lián)會和臺盟，擔任領導工作。大家都謹記鄧穎超同志在1982年1月11日寫給全班學員的復信，信上寫道：“殷切地希望你們把所學的東西用之于實踐，在各自的崗位做出新的成績”。鄧大姐己于16年前駕鶴西去，她的諄諄教誨使我終生難忘�，F(xiàn)在，臺灣班的同學董克、甘瑩、朱天順、曾人宗、吳愿金等也先后告別人世，這些同窗鄉(xiāng)親與我都有深厚情誼，不免時常思念，深為緬懷。
為臺海兩岸文化交流出點力
1985年從原工作崗位離休后，我開始全身心地投入臺聯(lián)和臺盟各項工作。由于從小受家庭環(huán)境熏陶和青年時代同學影響，對文學情有獨鐘，在對臺工作中也深信：“中華五千年文化是維系兩岸同胞的精神紐帶，是實現(xiàn)和平統(tǒng)一的重要基礎”。所以多年來，一直積極參與兩岸文學交流活動，與島內很多新老作家和學者結下了深厚友誼。
近年來，我在《炎黃春秋》《兩岸關系》《臺聲》《人民日報》（海外版）及臺灣《文訊》報刊撰寫、發(fā)表作品稿件，表敘親情鄉(xiāng)情，關注臺胞民情，批判“臺獨”分裂主義言行。迄今為止，己編輯出版了《張我軍全集》等書4冊，個人文集2本。其中己有4冊書集由臺灣的出版社在臺出版發(fā)行。我雖然有著“作家協(xié)會會員”的虛名，但自知從事文學寫作是“半路出家”，是“墻頭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缺乏深厚功力。所以敢于不揣淺陋地舞文弄墨，主要是在改革開放政策激勵下，解放思想，投身實踐，試圖發(fā)揮自身某些優(yōu)勢，以對臺海兩岸文化交流交往竭盡所能而已。
衷心感激黨的改革開放政策給予我新的生命和活力，在改革開放不斷深化的新時期，我要在自己的余生中，繼續(xù)保持著生命的斑斕多采。（作者 何標）
注：何標，臺灣臺北縣人，現(xiàn)為臺盟中央政策研究會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