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青年流行“上延安”
“青年，中國青年，延安穿軍衣，吃小米，住窯洞，為什么你愛延安？”
“延安像‘名山’，延安像‘西天’，虔誠的青年，都想來‘朝拜’，都想來取得‘經(jīng)典’�！�
詩人柯仲平的《延安與中國青年》，用詩的語言講述了成千上萬的青年知識分子“朝圣”延安的時代潮流和心路歷程。在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候，全國各地的青年知識分子排除艱難險阻，投奔偏僻貧瘠的延安。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樣一個“特殊的文化移動現(xiàn)象”？
延安像一支崇高的名曲的開端
——革命圣地召喚著知識青年
1936年11月，陜北已是冰天雪地。作家丁玲來到中共中央和紅軍總部所在地保安。丁玲以《莎菲女士的日記》成名。1933年5月，她被國民黨特務綁架，在宋慶齡、蔡元培、魯迅、羅曼·羅蘭等國內外著名人士的營救下，于1936年9月出獄。丁玲出獄后，立即逃離南京，成為第一位來到延安的著名作家。毛澤東專門為她寫了一首《臨江仙》：“壁上紅旗飄落照，西風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時新。洞中開宴會，招待出牢人。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陣圖開向隴山東。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边@是毛澤東贈予現(xiàn)代作家的唯一詞作。
丁玲之后，艾思奇、周揚、何其芳、卞之琳、范文瀾、陳學昭等眾多知識分子從國統(tǒng)區(qū)來到陜甘寧邊區(qū)，來到延安。
延安原本是黃土高原上的一個偏僻小鎮(zhèn)，中共中央落腳后苦心經(jīng)營，陜北的面貌煥然一新。1936年第一個正式到達陜北采訪的美國記者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中寫道：“陜北已經(jīng)徹底消滅了鴉片，這是個杰出的成就。事實上，我一進入蘇區(qū)以后就沒有看到過什么罌粟的影子。貪官污吏幾乎是從來沒有聽到過。乞丐和失業(yè)的確像共產(chǎn)黨所說的那樣被‘消滅’了。我在紅區(qū)旅行期間沒有看到過一個乞丐。纏足和溺嬰是違法的，奴婢和賣淫已經(jīng)絕跡，一妻多夫或一夫多妻都遭到禁止�！�
“這是樂園。我們才到這里半年，說不上偉大建設，但街衢清潔，植滿槐桑；沒有乞丐，也沒有賣笑的女郎；不見煙館，找不到賭場。百事樂業(yè)，耕者有田。八小時工作，有各種保險。”作家丁玲在1937年撰寫的《七月的延安》中這樣描繪。她從南京來延安的路上，看到國民黨達官貴人醉生夢死，看到掙扎在死亡線上的難民乞丐。
正像斯諾、丁玲所說，積貧積弱的中國大地，出現(xiàn)涇渭分明的兩個世界：一邊是貪官多、難民多、乞丐多、傷兵多、黑市多、妓女多……貧窮，污穢，灰暗；一邊是，“一沒有貪官污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化子，七沒有結黨營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氣，九沒有人吃摩擦飯，十沒有人發(fā)國難財”。朝氣蓬勃的延安以一種嶄新的社會形態(tài)和鮮明形象出現(xiàn)在古老的東方大地上。
日寇鐵蹄踐踏中國，中華民族面臨空前的危機。不甘心做亡國奴的知識分子和流亡學生，看到中國共產(chǎn)黨才是拯救民族危亡之希望，紛紛涌向延安。
延安“像一支崇高的名曲的開端，響著洪亮的動人的音調”，詩人何其芳說。
“上延安！”成為中國大地上的一大政治景觀。
1938年秋天，國民黨政府秘密頒布《限制異黨活動辦法》，在西安去延安的路上設置了許多關卡，依然擋不住“上延安”的知識分子。
上延安！從西安到延安，大多數(shù)人是徒步去的。這一路，走一山來又一山，山山不斷；過一嶺來又一嶺，嶺嶺重重，得走十幾天。這一路，山高路險，還得突破一個關卡又一個關卡，應對種種盤查、刁難及危險。
上延安！詩人艾青把自己扮成國民黨的高參，作家嚴辰的夫人逯斐扮作高參的夫人，嚴辰扮作秘書，作家羅烽扮成勤務兵，畫家張仃扮作隨員，一路上經(jīng)過國民黨的四十七道檢查哨卡，終于踏進邊區(qū)的土地。張汀興奮得不能自已，像個孩子一樣，倒在地上打起滾來，放聲大笑，又匍匐著，捧起邊區(qū)的一把黃土，深情地放在鼻子下聞呀聞呀，他仰起脖子，搖著一頭烏黑的長發(fā)大聲朗誦：“��！母親，我的母親！”
上延安！音樂家冼星海在抗戰(zhàn)大后方武漢看到，周圍許多人“報報到，說說笑，看看報，胡鬧胡鬧，睡睡覺”，天天就這樣混日子。他十分苦惱： “漸漸，我無法創(chuàng)作，我渴望一個能給我寫曲的地方。”這時，紅色延安向冼星海招手了�！把影策@個名字，我是在‘八一三’國共合作后才知道的。但當時并不留意。到武漢后，常見到抗大、陜公招生的廣告，又見到一些延安來的青年，但那時與其說我注意延安，倒不如說我注意他們的刻苦、朝氣、熱情。正當我打聽延安的時候，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寄來一封信，音樂系全體師生簽名聘我。我問了些相識，問是否有給我安心自由的創(chuàng)作環(huán)境，他們回答是有的；我又問：進了延安可否再出來，他們回答說是完全自由的！”1938年冬天，冼星海來到了延安。
上延安！“母女相約，夫妻相約，姐妹相約，兄弟相約，親友相約，以至官長與部屬相約”。曾經(jīng)參加辛亥革命任革命軍第一軍團秘書的汪雨相夫婦，帶著六個兒子一個女兒，加上兒媳、女婿一共28人，1937年奔赴延安。國民黨元老李錫九的女兒李之光和她的四個女兒，分別到了延安，李之光在陜甘寧邊區(qū)第一保育院擔任院長。四川萬縣的青年教師熊道柄率領妻子、堂弟、侄兒等7人，一路走到延安……
“天下人心歸延安”的情景，正如柯仲平寫的那樣：“我們不怕走爛腳底板，也不怕路遇‘九妖十八怪’，只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不能到前方抗戰(zhàn)，只怕取不上延安的經(jīng)典，不能變成最革命的青年。”許多青年知識分子舍棄安逸的生活，一路跋涉，一路風塵，冒著生命危險，來到延安，加入革命隊伍。到抗戰(zhàn)后期，全國各地匯集到陜甘寧邊區(qū)的知識分子總共有4萬多人。
1939年3月，在紀念五四運動20周年之際，中華青年救國團體、西北青年救國聯(lián)合會向全國青年團體提議，每年的5月4日為中國青年節(jié)。延安青年的倡議得到了國民黨政府的認可，遂將5月4日定為“中國青年節(jié)”。不久，國民黨就后悔了，他們看到全國許多青年知識分子學習五四精神，都跑到延安去了——這樣的節(jié)日“很危險”。后來，國民黨政府將青年節(jié)由5月4日改為農(nóng)歷三月二十九日（廣州黃花崗烈士殉難紀念日）。
“同志們，今天我們很快樂！”
——知識青年在延安受到禮遇與器重
在列強橫行、山河破碎、民生凋敝的中國，中共中央苦心經(jīng)營著陜北這片土地。毛澤東說，陜甘寧邊區(qū)一定“要做得比全國都好，不但成為抗戰(zhàn)的堡壘，而且要成為模范的抗戰(zhàn)堡壘”，“使邊區(qū)成為民主的模范，推動整個國家的民主化”。“邊區(qū)的作用，就在做出一個榜樣給全國人民看，使他們懂得這種制度是最于抗日救國有利的，是抗日救國唯一正確的道路，這就是邊區(qū)在全國的意義與作用。”
在貧瘠的陜甘寧邊區(qū)，在延安的山溝溝里，中國共產(chǎn)黨辦起了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陜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中國女子大學、自然科學院、軍事學院、馬列學院等20余所窯洞大學，安排知識分子，招收青年學生。把一大群知識分子“養(yǎng)”起來，足見共產(chǎn)黨人的深謀遠慮與寬闊胸懷。
1938年年底，剛到延安的作家陳荒煤被安排在魯迅藝術學院。除夕，革命同志一起過年，一起唱歌。他看見毛澤東站起來，歡喜親切地說：“同志們，今天我們很快樂！”陳荒煤的淚水一下子就止不住了。他說：“到了延安，我覺得我這個25歲的小老頭恢復了青春。蔚藍色的天空，到處飛揚著紅旗、《國際歌》聲，處處聽到親切的‘同志’稱呼；不論是首長或將領、學生或士兵，都是一身灰色軍裝，似乎是總有人日夜不停地歌唱……一切的一切，我都感到親切而又陌生，我經(jīng)常激動得熱淚盈眶……”
一聲“同志”，一片新天。在延安，戰(zhàn)士、農(nóng)民、工人、知識分子、兒童團員，或荷鋤種田，或背槍打仗，或讀書學習……都是同志與同志、赤子與赤子的關系。
延安的生活異常艱苦。住的是窯洞，小米飯有時也吃不飽。許多同志的被褥被知識分子戲稱為“甲由申”：甲——蓋住了上半身，露出下半身；由——蓋住下半身，露出上半身；申——蓋住中間的肚子，上面下面都露出來。漫長的冬季幾乎沒有地方洗澡，身上生了虱子，革命者稱之為“革命蟲”“抗戰(zhàn)蟲”。生活盡管艱苦，但延安有燦爛明天的最可信的音訊。
1939年12月1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其中指出：“在長期的和殘酷的民族解放戰(zhàn)爭中，在建立新中國的偉大斗爭中，共產(chǎn)黨必須善于吸收知識分子，才能組織偉大的抗戰(zhàn)力量，組織千百萬農(nóng)民群眾，發(fā)展革命的文化運動和發(fā)展革命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
中央組織部部長陳云說：“搶奪知識分子是抗戰(zhàn)中的一個大的斗爭，誰搶到了知識分子，誰就搶到了勝利，誰就可能有天下。”陳云用“搶奪”一詞，來說明中國共產(chǎn)黨對知識分子的高度重視。
延安黨政軍的生活條件十分艱苦。陜甘寧邊區(qū)1939年頒發(fā)的《各機關津貼標準》將機關工作人員的津貼劃分為五級，最高的一級，5元，發(fā)給中央領導及各部門局長以上干部，中央領導張聞天、毛澤東都是5元；營團級4元，連級3元，排級2元，最低的五級是1元，發(fā)給勤雜人員和戰(zhàn)士。
延安知識分子（包括作家、藝術家、醫(yī)生、技術人員等）的待遇明顯高出黨政軍系統(tǒng)�！妒捾娙沼洝�1940年9月26日記載了延安知識分子待遇的幾個等級：“甲等：每月12元，不做正常工作。乙等：8元。丙等：6元。工作人員：4元�！濒斞杆囆g學院教員一律12元，助教6元——助教的津貼比中央領導人還高1元。魯藝美術系的丁里回憶：“黨中央對我們這一批外來的文化人，真是優(yōu)禮有加，從生活上、工作上、學習上都是破格地對待……這一切，使我們非常感奮，我們都是盡我所能地投入工作，以報答黨對我們的希望和器重�！�
中國共產(chǎn)黨的宗旨和政策吸引青年知識分子，優(yōu)良作風和犧牲精神感召青年知識分子，寬闊的胸懷、優(yōu)厚的待遇接納青年知識分子。
陳云在1942年元旦中共中央新年團拜會上感嘆地說：“今天許多人歸向了共產(chǎn)黨，天下英雄豪杰云集延安。我記得1932年在上海開辦一個學校，訓練工人干部，只講6天，學生也只有6個。今天我們抗大就有幾千個學生，再加上陜公、魯藝、黨校，在延安就有1萬多個學生。1萬個跟6個比一比，相差多少？ 所以我說10年以來，人心大變，不管男女老少，都不怕艱苦，不遠千里而來延安。抗大在武漢登報申明不招生了，一點沒有用，仍舊是絡繹不絕地來，沒有汽車用兩條腿走，男男女女從幾千里外都來了。主要是革命青年，也有大學教授，有工程師，有一個75歲的老頭子也來了�！弊詈螅�12個字概括共產(chǎn)黨的用人政策：“第一，了解人；第二，氣量大；第三，用得好；第四，愛護人�！�
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思想，毛澤東在中共七大口頭政治報告中說得更加形象生動：“我們黨里頭，知識分子的增加是很好的現(xiàn)象。一個階級革命要勝利，沒有知識分子是不可能的。你們看過《三國演義》《水滸傳》，魏、蜀、吳三個國家，每個國家都有每個國家的知識分子，有高級的知識分子，有普通的知識分子，那個穿八卦衣拿鵝毛扇子的就是知識分子；梁山泊沒有公孫勝、吳用、蕭讓這些人就不行，當然沒有別人也不行。無產(chǎn)階級要翻身，勞苦群眾要有知識分子……我們要歡迎他們?yōu)槲覀凕h服務，為我們黨的利益而奮斗，為人民的利益而奮斗。我們的黨，我們的軍隊，我們的政府，我們的經(jīng)濟部門，我們的群眾團體，要吸收廣大知識分子為我們服務，我們要尊敬他們。”
革命的熔爐
——“洋包子”與“土包子”打成一片
作曲家冼星海到延安時的心理是：“我就抱著試探的心，啟程北行。我想如果不合意時再出來�！�
對于來延安的知識分子，中共中央定下“來去自由”的政策：“來則歡迎，去則歡送，再來再歡迎”。也有不適應延安生活的同志，不久又離開了，何穆與陳學昭夫婦就是一個例子。
1938年8月，何穆和陳學昭夫婦來到延安。何穆是著名的肺結核病專家，分配到邊區(qū)醫(yī)院任肺科主任；陳學昭留學法國并獲文學博士學位，是著名作家，她被安排到邊區(qū)文藝界抗敵后援會。兩個人到延安后，工作積極性很高，竭力把自己的一技之長貢獻給革命事業(yè)�？墒侨兆右婚L，矛盾出現(xiàn)了。何穆是科班出身，工作認真，認為延安醫(yī)療界一些人有游擊習氣，他提出的正規(guī)化醫(yī)院建設的建議，因為戰(zhàn)爭環(huán)境、敵人封鎖而沒有被采納，他一時覺得工作被掣肘，不能發(fā)揮個人的作用，萌生了重回國統(tǒng)區(qū)的念頭；陳學昭也因為生活上的不適，愿意跟丈夫一起離開延安。離開延安前，李富春代表中央為何穆夫婦送行，他叮囑何穆，回到重慶后，有困難就與八路軍重慶辦事處聯(lián)系，并鄭重表示，若愿意回來，一如既往地熱烈歡迎。何穆夫婦于1939年1月離開了延安，回到重慶開了一家私人診所，面對昂貴的物價、特務的盯梢、黑社會的勒索，日子過得艱難，以致他們的男孩患病后因經(jīng)濟拮據(jù)不能及時治療而夭折。他們想：連一個醫(yī)生的孩子都因為無錢醫(yī)治而死，這樣的社會有什么可取之處？經(jīng)過重慶與延安的反復對比，何穆夫婦于1940年12月重返延安，兩個人都在1945年入黨。
1938年3月，蕭軍到達延安。毛澤東想見見這位聞名遐邇的魯迅弟子，派秘書和培元前去問候，和培元熱情地為蕭軍安排時間與毛澤東見面。蕭軍一點不領情：“我打算去五臺山打游擊，到延安路過，住不了幾天，毛主席公務很忙，我就不去打擾了！”毛澤東毫不見怪，親自上門拜訪。蕭軍1940年第二次到延安后，是毛澤東的座上賓。蕭軍在工作中與一些作家產(chǎn)生矛盾，對延安的一些現(xiàn)象也看不慣，他性格熾烈，一次與人吵架時竟然拿出了刀子，還幾次提出離開延安。毛澤東多次與蕭軍談心，還寫信直率地表達自己的觀點：“我因過去同你少接觸，缺乏了解，有些意見想同你說，又怕交淺言深，無益于你，反引起隔閡，故沒有即說。延安有無數(shù)的壞現(xiàn)象，你對我說的，都值得注意，都應改正，但我勸你同時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絕對地看問題，要有耐心，要注意調理人我關系。要故意地強制地省察自己的弱點，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則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極坦白豪爽的人，我覺得同你談得來，故提議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談一回。”蕭軍在延安感受到共產(chǎn)黨人對黨外文化人的真誠與包容，不再嚷嚷著離開延安。
青年知識分子來到陜甘寧邊區(qū)，畢竟是來到一個全新的環(huán)境，這里有著與國統(tǒng)區(qū)截然不同的世界觀。許多剛到的知識分子面臨著不適應、與軍民融合不到一起的問題。同時，中共黨內軍內的一些同志還對知識分子的重要性認識不足，有的瞧不起知識分子，有的不信任知識分子，有的不愿意吸收知識分子入黨。
毛澤東在《關于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中批評一些同志輕視知識分子的思想，對如何大量吸收知識分子提出明確要求：“一切戰(zhàn)區(qū)的黨和一切黨的軍隊，應該大量吸收知識分子加入我們的軍隊，加入我們的學校，加入政府工作，并按照具體情況將具備了入黨條件的一部分知識分子吸收入黨�！薄扒袑嵐膭罟まr(nóng)干部加緊學習，提高他們的文化水平，使工農(nóng)的知識分子化和知識分子的工農(nóng)群眾化，同時實現(xiàn)起來�！边@些要求，體現(xiàn)了把知識分子納入黨的體制、改善黨的結構的戰(zhàn)略思考。
“我們還要有文化的軍隊，這是團結自己、戰(zhàn)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泵珴蓶|發(fā)動的延安整風以及下功夫召開的延安文藝座談會，是“工農(nóng)的知識分子化”“知識分子的工農(nóng)群眾化”以及打造一支“有文化的軍隊”的重大舉措。
中央出版局翻譯和出版了大批馬列著作，中宣部編印的《整風文獻》規(guī)定了22個必讀文件，引導青年知識分子掌握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在魯藝教書的詩人卞之琳說：“跑來延安的四方青年，對于新知識也如饑似渴，不限于在抗大、陜公等院校學習的，大家都經(jīng)常人手一冊科學社會主義經(jīng)典著作《實踐論》《矛盾論》《論持久戰(zhàn)》《論新階段》等……我自己當時未及而立之年，在這種讀書浪潮里泡了一陣，也初窺了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門徑，使我日后在自我檢驗所作所為和明辨周圍事態(tài)是非真?zhèn)萎斨校旧夏軋猿终胬�，修正錯誤，一生受用不盡。”
唯物辯證法、為人民服務、實事求是、統(tǒng)一戰(zhàn)線、獨立自主、理論聯(lián)系實際、工農(nóng)兵等詞匯攜帶著嶄新的世界觀方法論進入知識青年的頭腦。
魯藝實驗劇團演員孫錚是“宰相府走出的大小姐”，1943年7月輾轉來到延安。在學習討論會上，孫錚第一次知道世界上還有一種叫“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事情：事情做得不好，后來認識到了，可以作自我批評；看到別人的缺點，可以提出批評，幫助別人進步。這使她感到十分新奇。孫錚的父親孫澤余科舉及第，官至漢中道尹，正四品；叔父孫澤公出任馮國璋政府教育次長，陸軍中將；姐夫張先舉是雍正王朝軍機大臣張廷玉之后。在孫錚的記憶中，孫氏大家族的人從來都是背后講別人的壞話，從來不曾有過自己反省的時候。面對批評和自我批評，她感受到一股蕩滌靈魂的清風。她毅然拒絕了家庭提供資金讓她出國留學的機會。她說：“大家庭有什么留戀的，連批評自我批評都沒有！我不能要這些金銀財寶，我要堅決走抗日的路！”詞語就這樣攜帶著方法論進入一個人的頭腦，掀起頭腦風暴，改變了一個人的世界觀。
一面整風學習，一面生產(chǎn)勞動，教育與生產(chǎn)相結合，知識分子與工農(nóng)兵相結合，改變了一些知識分子“多空文而少實用”的空談習氣，他們對勞動和勞動人民的感情也加深了。畫家張汀說：“整風以后，都覺悟到在窯洞里表現(xiàn)工農(nóng)是不行了……現(xiàn)在需要真正面向工農(nóng)兵了，和實際生活結合——下鄉(xiāng)去�！弊骷覅遣嶋x開延安時說：“從延安出來，人們第一個記得‘為人民服務’�！�
同時，工農(nóng)兵從知識分子身上學到了文化知識與科學精神。在延安，知識分子上衣口袋里插支鋼筆的習慣在機關和部隊逐漸流行開來。延安不生產(chǎn)筆，所有的筆都是帶進來的。海倫·斯諾在《延安采訪錄》中說：“人們把老掉牙的鋼筆插在衣袋里，只要能弄到手，即使他們不會寫字，也要把鋼筆插起來，這是他們視為現(xiàn)代文明的標志�！鄙弦驴诖锊逯т摴P的樣子，從延安知識分子那里時興，后來流行到工農(nóng)兵當中，流行全國。
陜北的“土包子”與外來的“洋包子”結合起來的生動畫面，令毛澤東格外高興，他在黨的七大的報告中說：“從前躲飛機也不走一條路，現(xiàn)在在一起扭秧歌了�！�
沒有知識分子，不能治國、治黨、治軍
——反帝反封建隊伍中有知識青年組成的一支軍隊
1939年12月，毛澤東參加紀念“一二九”運動四周年大會，他環(huán)顧會場，脫口而出：“滿堂青年，朝氣蓬勃�！薄俺瘹馀畈边@個詞由此誕生。
青年是朝氣蓬勃的，延安是朝氣蓬勃的，所有革命者都是朝氣蓬勃的。
毛澤東說：“工農(nóng)沒有革命知識分子幫忙，不會提高自己。工作沒有知識分子，不能治國、治黨、治軍。政府中，黨部中，民眾運動中，也要吸收革命知識分子�！背瘹馀畈难影渤蔀橹R青年干事業(yè)的廣闊舞臺。
毛澤東帶著年輕的胡喬木編寫了“黨書”——《六大以來——黨內秘密文件》和《六大以前——黨的歷史材料》——胡喬木1937年到延安，1941年任毛澤東秘書；博古等一群知識青年把《解放日報》辦成了具有“黨性、群眾性、戰(zhàn)斗性和組織性”的黨報；畢業(yè)于京都帝國大學、師從日本著名馬克思主義經(jīng)濟學家河上肇的王學文1937年到延安，翻譯了《政治經(jīng)濟學論叢》《政治經(jīng)濟學大綱（初稿）》等馬克思主義政治經(jīng)濟學著作，還參與了解放區(qū)財政經(jīng)濟政策的制定工作。延安自然科學院的工程師華壽俊造出馬蘭紙，基本滿足了邊區(qū)出版、辦公、學習和生活用紙需求……
冼星海說：“為學習浪潮所推動，我也學習理論，最初只限于與音樂有關的東西，后來知道還不行，我就也來一個學習社會科學的計劃。我看了一些入門書之后，覺得不至于落在人后了。但慢慢發(fā)生了興趣，我竟發(fā)現(xiàn)了音樂上許多的問題過去不能解決的，在社會科學的理論上竟得到解答�！薄吧罴窗捕�，也無干涉和拘束，我就開始寫大的東西�！苯�(jīng)過馬列主義的洗禮，冼星海創(chuàng)作了《軍民進行曲》《生產(chǎn)大合唱》《黃河大合唱》等他一生最重要的作品。特別是《黃河大合唱》，包含天地元氣，表現(xiàn)了中華民族頑強奮斗的精神，有一種不可阻擋的打天下坐天下的力量及信念。這樣的作品，國民黨內的知識分子寫不出來。
1940年初春，范文瀾教授歷經(jīng)險阻抵達延安，被任命為延安馬列學院歷史研究室主任。毛澤東交給范文瀾一件任務：編出一本中國通史。范文瀾從1940年8月開始寫作，到1941年5月撰寫出《中國通史簡編》上冊（上古至五代十國部分），25萬字。如此速度，除了范文瀾嫻熟于傳統(tǒng)經(jīng)史以外，還得力于他熟練地運用嶄新的科學歷史觀分析問題，以及來到延安后受到的教育和鼓舞。1941年9月，《中國通史簡編》上冊出版。這是中國共產(chǎn)黨人編寫出的第一部中國通史。毛澤東感慨地說：我們黨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們中國共產(chǎn)黨對于自己國家?guī)浊甑臍v史有了發(fā)言權，也拿出了科學的著作。
“我把自己/投進你的光圈里/我看見每個人頭上/都照著同樣的光圈。”詞作家公木說：“我居然同小我八歲的鄭律成同志動手寫起《八路軍軍歌》來，寫了就唱起來，既無人授命，也不曾送審，這是多么充分的創(chuàng)作自由心態(tài)的表現(xiàn)啊！”他和鄭律成合作的《八路軍進行曲》后來改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成為人民軍隊的軍歌。
民歌、秧歌、剪紙等向來都是自生自滅，這些從前不登大雅之堂的東西在延安被升華到文化藝術的高度�！缎置瞄_荒》《擁軍花鼓》……歷史上許多不入詩入歌入畫、不能上舞臺的人和事被文藝家寫進了作品。前人裝不進去的東西，被新的時代裝進去了。
一部《黃河大合唱》，唱出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偉大精神。一部《白毛女》，彰顯出“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的事實。孫犁的《荷花淀》、周立波的《暴風驟雨》、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等，真實地反映了人民群眾在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下鬧革命求解放的歷史畫卷，預示著一個人民當家作主人的新社會即將誕生。
見證延安文藝革命的蕭軍說：“子孫們向我們發(fā)問，日本鬼子是怎樣被打敗的？中華民族怎么艱難地從屈辱中跋涉過來？我們可以毫無愧色地告訴他們：請讀一讀延安文藝！”
波瀾壯闊的革命斗爭實踐在青年知識分子面前打開一個嶄新的空間。融入延安的知識青年深度參與了20世紀中國革命史和社會發(fā)展史。
“從軍殺敵，以筆當槍，正義宣傳參與政治仗；為國犧牲，血花齊灑，英勇楷模是為藝術光�！边@是朱德總司令為魯藝“抗戰(zhàn)五年來殉難校友追悼大會”書寫的挽聯(lián)，更是對所有奔赴延安的青年知識分子的高度頌揚。
知識青年在延安，參加黨，參加軍隊，參加政府，改變了革命隊伍的面貌，為新中國的誕生，為中國共產(chǎn)黨文化的建構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正如毛澤東在《青年運動的方向》中所說：“中國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隊伍中，有由中國知識青年們和學生青年們組成的一支軍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