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主流話語對“自由、民主、人權”的解釋，有意忽略于己不利的歷史事實

　　“自由、民主、人權”這些源于西方的觀念，只要不被濫用，都是好東西。中國人民過去反抗西方列強的欺辱，堅持的也包含這些觀念，并在這個過程中，豐富了它們的內涵。這些觀念今天已成了世界人民的共同精神財富。在中國走向富強的進程中，它們還可以發(fā)揮積極的作用，但應該確立一個前提：這些觀念作為世界人民的共同財富，其解釋權也屬于各國人民，而絕非少數西方國家。否則就可能出現荒謬的情況，比方說，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使6億多人脫貧，會被認為與人權進步無關，而美國大舉入侵伊拉克，造成至少10多萬平民死亡，數百萬平民流離失所，這個本世紀最大規(guī)模的侵犯人權行為則會被看作是捍衛(wèi)人權。

　　法國哲學家�？略�說過：你談論什么并不重要，關鍵是誰在談，話語的強弱是由話語者地位的強弱所決定的。西方國家近二三百年來一直處于強勢地位，其話語也自然占了主導地位�；仡櫘斈隁W洲人滅絕美洲的印第安人，其解釋就是不得已而為之；當年歐洲人販賣黑奴，其解釋就是那個時代誰都這么做；當年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貪婪掠奪，其解釋就是為了傳播現代文明；后來的種族主義、種族隔離，也都經過了詳盡和“理性的”論證。今天，隨著中國和其他新興國家的崛起，我們有必要追溯歷史，還歷史本來的面目。

　　準確地找出“自由、民主、人權”的來龍去脈，還歷史本來面目

　　西方現在的主流話語稱：西方一直致力于推動“自由、民主、人權”這些價值觀。不少人也以為當年歐洲的啟蒙運動、美國的《獨立宣言》和法國的《人權與公民權利宣言》確立了“自由、民主、人權”這些價值觀，這是有悖于歷史事實的。1789年的法國《人權與公民權利宣言》，法文叫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其中的“人”和“公民”（l'Homme和Citoyen）在法文里，指的就是男人和男性公民，更確切地說是男性白種人，不包括婦女，不包括有色人種，不包括華人，不包括窮人。在這個《宣言》通過兩年之后的1791年，一位名叫奧林匹·德古吉（Olympe de Gouges）的法國女性，駭世驚俗地起草了一份《女人和女性公民權利宣言》（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a Femme et de la Citoyenne），但她卻被送上了斷頭臺，她所希望的婦女投票權直到她死后一個半世紀才在法國實現。

　　1776年美國的《獨立宣言》也一樣。美國的國父們有令人尊敬的一面，但他們同時也都是歐裔男性富人，都擁有黑奴。美國《獨立宣言》中的“人人生而平等”指的是有地位的男性白人之間的平等，其中的“人人”不包括婦女、奴隸、華人，也不包括白人中的窮人，保留奴隸制也是美國國父們經過辯論后作出的選擇。西方談的自由，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包括了販賣奴隸的自由，包括了對印第安人進行種族滅絕的自由，包括了向中國傾銷鴉片的自由。美國的南北戰(zhàn)爭（1861—1865）廢除了奴隸制，值得肯定，但戰(zhàn)后雙方還是作了政治妥協，認為美國“統一”的價值高于黑人“自由”的價值。美國不久又頒布了法律，建立了一整套種族隔離的制度。這套踐踏人權的制度在美國又持續(xù)了近一個世紀。

　　這套制度也包括美國國會于1882年通過的“排華法案”。盡管華工是當年美國跨大陸鐵路建設的主力軍，為美國的工業(yè)化做出了重大犧牲，但種族主義占主導的美國社會大規(guī)模地排斥華人，各種針對華人的暴行頻發(fā)，種族主義學者也論證華人屬于劣等民族。在當時的國會辯論中，有一些議員提出這個法案似乎有悖于美國“自由、平等”的立國原則，但“排華法案”還是獲得了多數通過。這個法案禁止華工入境十年，驅逐了一大批華人，禁止華人歸化為美國公民。這也是美國通過的第一部針對特定族群的移民法。這個法案某種意義上開啟了西方針對東方黃種人的體制化的種族歧視。1895年德皇威廉二世又公開提出了“黃禍”的概念，“黃禍論”也隨之廣為傳播。（“排華法案”于1943年被廢除，主要是二次大戰(zhàn)使德國納粹宣傳的“種族主義”臭名昭著。此外，美國也需要聯合中國抗擊日本。在美國華人社會的壓力下，直到2012年，也就是這個法案通過后130年，美國國會才通過了一個表示歉意的決議。）

　　美國國會通過“排華法案”的時候也正是西方國家通過戰(zhàn)爭，瘋狂掠奪世界財富和資源的時候，這些財富和資源大大推動了西方國家的財富積累和工業(yè)化，但這種血腥戰(zhàn)爭和利益爭奪也埋下了失敗的伏筆。當時的歐洲各國迷信狹隘的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以惡報惡，最終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zhàn)，使歐洲文明本身也遭受重創(chuàng)。特別是二次世界大戰(zhàn)，使歐洲文明幾乎毀于一旦。

　　我們今天看到的一個比較文明的歐洲實際上是僥幸才保存下來的。這種僥幸包括了希特勒的納粹德國還沒有發(fā)明原子彈，包括了俄羅斯民族和中華民族為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所作出的巨大民族犧牲。中國人民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zhàn)，以3000萬人傷亡的巨大民族犧牲捍衛(wèi)了自己的獨立，同時也幫助捍衛(wèi)了歐洲文明。如果當時的中國政府，像一些歐洲“民主”國家那樣在法西斯進攻面前紛紛投降的話，日本法西斯早就可以輕易地拿下中國，然后與德國分進合擊拿下蘇聯，再以中國和蘇聯的巨大資源為后盾來稱霸世界，歐洲文明還能保留多少？中國為世界反法西斯事業(yè)所作出的巨大民族犧牲，在西方還遠遠沒有得到承認。英國首相丘吉爾1945年和西方領導人交談時，對中國根本就不屑一顧，提及“中國人”，他用的還是那個對華人帶有嚴重種族歧視的字眼“Chinaman”。

　　在經歷了這些災難之后，西方終于有一些人士開始了深刻的反省，并對歐洲的很多主流價值重新作了評估和篩選，把壞的剔除，把好的留下，并與國際社會的其他代表一起努力把好的部分打造成普遍價值，這才有了1948年聯合國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這個《宣言》確認了人人“不分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見解”都應該享受人權的原則。

　　但歷史的發(fā)展并非一帆風順，在《世界人權宣言》誕生之后，種族主義理念還是繼續(xù)主導著西方國家的國內外政策。例如，為了維護其殖民統治，法國又發(fā)動了極其殘酷的越南戰(zhàn)爭和阿爾及利亞戰(zhàn)爭，直到最后實在打不下去了，它才非常不情愿地放棄了這些殖民地。同樣，美國黑人不堪再忍受種族歧視，于1960年代掀起了風起云涌的民權運動，馬丁·路德·金1963年大聲疾呼：“我夢想有一天，我的四個孩子將生活在一個不是以膚色深淺，而是以品格的優(yōu)劣作為評判標準的國家。”而這離美國通過載有“人人生而平等”的《獨立宣言》已是187年之遙。

　　追溯這些歷史并非要貶低西方一些重要文獻在歷史上曾發(fā)揮過的關鍵作用，也無意貶低西方文明本身已經取得的進步，而是要準確地找出“自由、民主、人權”的來龍去脈，澄清某些認知上的盲點，確認“自由、民主、人權”的推廣普及過程并非是西方的自覺自愿，而是世界上所有被西方奴役的民族經過長期英勇的抗爭，并和西方有識之士共同努力，才逐漸把這些本屬于世界上少數人的特權變成了西方國家不得不接受的價值觀，其內涵也在不同文明的互動過程中被大大豐富了。

　　從對“自由、民主、人權”歷史真相的敘述中，至少可以得到兩點啟發(fā)

　　第一，現代意義上的“自由、民主、人權”觀念在西方得到普遍承認的時間并不長，在實踐中存在的問題更多。如果以1965年美國開始允許黑人和白人享受一樣的民權開始，那么也只有近50年時間，比我們改革開放只多十來年。

　　第二，西方對自己的政治文化傳統采取了一分為二的態(tài)度，放棄糟粕的東西，繼承優(yōu)秀的東西。比方說，西方已被迫放棄了殖民主義、種族主義等在西方曾經非常風光的“普世價值”，又對“自由、民主、人權”作了對自己有利的解釋，雖不完美，但還是包含了值得肯定的進步。相比之下，我們不少國人對中國自己的傳統還是持一概否定的態(tài)度，認為整個中國數千年的歷史就是一部專制史，一切要推倒重來。實際上今天西方已罕有學者否認在過去2000多年的歷史長河中，中國至少在1500年內，在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方面都全面領先當時的西方的事實。西方整個文官制度是從中國借鑒來的。歐洲啟蒙運動的一個主要思想來源就是伏爾泰、萊布尼茨、斯賓諾莎等歐洲思想家對中國文化和哲學的詮釋。比如，這些思想家特別贊賞中國人的理性和宗教觀：中國歷史上幾乎沒有宗教戰(zhàn)爭，而歐洲歷史上宗教戰(zhàn)爭打了上千年。我們今天完全可以在一個與世界良性互動的基礎上，用今天的眼光來認識和發(fā)掘我們源遠流長的文化傳統資源，這是一個尚未充分開發(fā)的巨大智慧寶庫，對重塑中國社會的核心價值觀，對解決中國和世界面臨的許多挑戰(zhàn)，都會產生巨大而深遠的影響。（作者張維為 復旦大學中國發(fā)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社科院中國學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