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工商時報》20日社論指出,近來臺灣各界為了高中語文課綱文言文篇數(shù)是否調(diào)降,吵得沸沸揚揚,即令課審大會已于日前拍板維持原比例45~55%,但要求調(diào)降的聲浪仍未止息。鑒于語文教育影響文化素養(yǎng)至深,攸關臺灣競爭力,臺當局自應以百年大計的高度來做決策,切莫以狹隘的史觀重議課綱,甚至調(diào)降古文比例。
社論中說,這一個月來主張調(diào)降古文比例者其所持理由無奇不有,有人引胡適名言“死文字不能產(chǎn)出活文學”直指古文已不合時宜;也有人認為古文實用性不高,不能解決就業(yè)、薪資、貧富差距等問題;還有人抱怨古文太多會磨光學習意志,認為語文教育不是與過去對話而是與現(xiàn)代、未來對話;更有人批評學文言文是拿年輕人的血澆灌僵死的中國魂,偷渡意識形態(tài)等等。這些對古文的批評似是而非,以下我們一一加以檢視:
社論指出,第一、就胡適批判古文一事,1917年、1918年年胡適、錢玄同、陳仲甫等人確實經(jīng)常于《新青年》消遣古文,胡適也確實說過:“兩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學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經(jīng)死了的語言文字做的。死文字決不能產(chǎn)出活文學!卞X玄同更說:“兩千年來用漢字寫的書籍,無論那一部,打開一看,不到半頁,必有發(fā)昏做夢的話。此等書籍若令初學之童子讀之,必至終身蒙其大害而不可救藥!边@等誑論令人嘆為觀止,然究其原因,這實在是百年來國勢衰微,民族自信心幾近崩潰所致,那是個時代悲劇,我們不忍多加苛責。
然而,同時代的學者如錢穆、朱光潛等人就比較能從歷史的高度來反省,錢穆說:“民初新文化運動提倡新文學以來,老要在舊文學里找毛病,毛病哪里會找不到?”朱光潛則指出:“提倡白話文的人們歡喜說文言是死的,白話是活的,它使一般青年誤信只要會說話就會做文章,對于文字可以不研究,對舊書可以一概不讀,這是為白話文作繭自縛,因為較好的白話文都不免要在文言里面借詞!
胡適雖倡議“死文言不能產(chǎn)出活文學”,但30多年后也就是在1955年,他卻為文推崇范仲淹的靈鳥賦,他說:“范仲淹‘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比亨利的‘不自由,毋寧死’要早740年。這也可以特別記出,作為中國爭自由史上的一段佳話!焙壬@回算是還了古文一個公道。
社論認為,第二、有人說古文實用性不高,不能解決就業(yè)、薪資及貧富差距的問題。此言差矣!讀過《貨殖列傳》者都會驚訝司馬遷對市場的認識,而讀過《明夷待訪錄》者更會嘆服黃宗羲居然把二十世紀英國經(jīng)濟學家才提出的外部性(externality)講得如此透徹,而《夢溪筆談》更記載范仲淹以擴大內(nèi)需解決杭州的經(jīng)濟蕭條,范仲淹自謂此法為“發(fā)有余之財”,比起凱恩斯學說整整早了880年。此外,損有余補不足,降稅救經(jīng)濟,民貴君輕等思想也見諸孟子、老子及平賦論等古籍。那些說古文過時的人,到底讀了幾本古書,著實令人懷疑。
社論中說,第三、有人主張語文教育不是與過去對話而是與現(xiàn)代、未來對話,因此不必讀古文,這樣的論調(diào)也有待商榷。英國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曾表示:“大學教育盡可能要在文化、歷史多花點時間,一個青年人即使不懂希臘文,也該藉由翻譯對古希臘文化有一定程度的理解;他雖不必一遍又一遍研讀英國君王史,但也應設法了解世界歷史的梗概,如此才可以讓我們從歷史興衰里,洞析今天的問題!
若羅素來看今天文、白之爭,他一定會從歷史的高度要我們多花些時間去了解古文,他雖是英國人,但仍要青年人去了解希臘文化,這樣的胸襟,為今日臺灣所欠缺,當我們在討論語文課綱古文比例時,實在需要這樣的歷史高度。
第四、有部分學子反映:“古文教學一直在字義上打轉(zhuǎn),以致讀古文如霧里看花,久而久之就失去興趣!边@是實話,對此我們要吁請教育當局盡速改正,今天好好的古文會被學生視為洪水猛獸,正是考試引導教學的結果,高中語文第一課《師說》:“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否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不幸的是,我們今天正犯了這個小學而大遺的錯誤,為了讓學測有好成績,老師成天帶領學子們穿梭于句讀之間,使得原本富有哲理的古文全成了索然乏味的廢文,學子們豈能無懼?
社論強調(diào),“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要做大事就得有大格局,絕不可閉關自守,可惜20年來我們“戒急用忍”行之于前,反服貿(mào)縱之于后,以致優(yōu)勢盡失,經(jīng)濟日疲,如今竟連語文教育也要劃地自限,這樣的心態(tài)只會讓臺灣愈加渺小。當青年人不懂得與自己的歷史文化聯(lián)結,所失去的非僅文筆而已,更是文化、社會資本及經(jīng)濟競爭力的全面式微。想想羅素、錢穆與朱光潛的談話,思及當前世界局勢及臺灣處境,教育當局豈能不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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