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古器物的出土運動,大致可分為三種樣態(tài)。首先是1993年第二次改革開放,推動城市新建筑浪潮,城市大規(guī)模擴展并蠶食鄉(xiāng)村,導(dǎo)致周邊土地被全面翻整,大批文物就此出土;其次,大規(guī)模的高速公路建設(shè),深度觸及原始山林,重型挖土機逼迫古物現(xiàn)身;第三,近年來的新農(nóng)村建設(shè),廣泛實施山林承包制度,農(nóng)民進山種植樹木,刨挖樹坑,令古器重出江湖。二十多年來,中國的每一寸土地幾乎都遭掀翻,而埋藏于2米到8米內(nèi)的中淺層古器物,均被挖出地面,被迫面對21世紀的貪婪陽光。
古器物的黑市販賣網(wǎng)絡(luò),支撐著這個龐大的出土器物陣營。鄉(xiāng)村販子從農(nóng)民手中以低價購入,再層層轉(zhuǎn)賣給城市藏家,繼而以工藝品名義流向港臺和海外,最終被國內(nèi)藏家以億萬以上的驚人高價拍回。這個龐大的文物黑市,就是民間資本生長的最大溫床。
鑒于其不可復(fù)得性,古器物的市場價值早已高于黃金,潛在的價值甚至直逼鉆石,比毒品利潤更高。有人估算,目前民間古器物總價值在12萬億元人民幣以上,接近滬深股市總市值26萬億元的一半。迄今為止,文物精品拍賣單價在2010年已高達億萬元,而作品數(shù)量居上萬件之多的齊白石,其2011年的最新單品價格竟已升至4.2億元。中國古器物市場當今大步邁入“億萬年代”,成為曠古罕見的吸金黑洞。
古器物大爆炸的同時,各種丑聞迭出不窮。一件清代鏤空粉彩瓶,2009年在倫敦被某浙商以5.5億元高價拍下,制造了華夏器物拍賣史的奇跡;這瓶子除了工藝比較精良,并沒有多少玩味之處,器型、色彩、紋飾,都染有乾隆時代的艷俗氣息。在我看來,其實際價值最多只是拍價成交價的十分之一而已。
另一丑聞發(fā)生于今年3月的紐約亞洲古董拍賣會。一只普通的民國斗彩瓷罐,估價僅為8000元-1.2萬元人民幣,居然被數(shù)位中國文物販子追拍到1.2億元,釀成國際拍賣市場近年來最大的笑話。第三件丑聞發(fā)生于今年3月的天津文交所,一幅民國二流畫家的三流水墨畫《黃河咆哮》,被天真的投資者炒到1.8億元的市值,令全體藝術(shù)史家目瞪口呆。
這些接踵而至的丑聞,暴露出中國古器物市場的三大弊端:第一,藝術(shù)智商低下,完全不具備起碼的藝術(shù)鑒賞力;第二,缺乏古器物鑒別能力,無法對其真?zhèn)巫龀稣_評判;第三,鑒于上述兩種缺失,販藏者只能以賭徒身份參與,押寶心理支配了整個交易過程。
這種文物市場的博彩化,是古器物及其文明傳承的最大悲哀。古器物市場正在轉(zhuǎn)型為一座超級卡西諾,成為資本賭徒冒險的樂園。這是中國股市命運的悲劇性重演。賭場效應(yīng)摧毀了古器物收藏和流通的基本邏輯,它制造出一大堆超級賭徒,而無法培育器物文化的熱愛者、鑒賞者與保護者,更不能轉(zhuǎn)換為推動中國文化復(fù)興的良性動力。
一方面是文物價格的驚天哄抬,另一方面是總體文化價值的崩盤,這種對比形成了尖銳的諷喻。文物市場和紫禁城的故事向我們證實,殘剩的歷史文化資源,已經(jīng)被肆意侵吞、炒作、瓜分、消耗、貶損和荼毒。似乎沒有任何官員為此負責,也沒有任何制度性矯正的跡象。就在古文化淪為牟取暴利的工具之時,華夏文明正在從古老歷史的懸崖上墜落。全體民眾都聽見了它痛苦的尖叫。(朱大可 同濟大學(xué)文化批評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