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讀者
志合者,不以山海為遠。
在人類文化演進的歷史脈絡中,中華文化以非凡魅力覓得知音無數(shù),它曾讓“歐洲良心”伏爾泰對孔子時代仰慕不已,也曾讓歌劇大師普契尼對東方傳奇心生向往。而從鑒真東渡到絲綢之路,中華文化也在與不同文化的互通互融、理解與釋讀中,生發(fā)出愈加豐富多彩的面貌。
當歷史的時針指向今天,當和平、發(fā)展、合作、共贏成為時代主潮,置身于歷史和現(xiàn)實、東方與西方交匯的中華文化,屬于創(chuàng)造它的中國人民,也向世界張開懷抱,就像我們共有的中國夢,不僅造福于中國人民,也為各國人民所共享。
從今天開始,我們將在“文化世象”欄目連續(xù)推出“中國文化·世界回聲”系列文章。在這組文章中,將與讀者見面的是一個向世界講述中國故事、向世界傳達中國夢想的群體,他們中有來自遠方的朋友,也有我們本土的作家、學者。在他們的筆墨氤氳中,我們將讀到中國對世界文明的包容與接納,讀到世界對中國文化的理解與熱愛,這些,是推動中國走向世界、推動世界走進中國的不竭動力!
與中國結(jié)緣,在偶然中帶著必然。18歲的時候,我迷上了閱讀。書籍讀得越多,卻越感覺自己眼界狹窄,我被書中那些充滿新奇感的世界所吸引,強烈地渴望去親身體驗異域文化。在這些世界當中,有著古老文化傳統(tǒng)、眾多民族文化的中國,無疑是一個巨大的誘惑。進入大學后不久,我選擇了留學南京,開始走進中國這片陌生之地,也開始自然而然地充當起中美文化傳播的媒介。
然而,努力構(gòu)架起交流的橋梁,卻感覺到交流的失衡。仿佛一條雙向車道,一邊車流滾滾,一邊空蕩冷清。
我認為,對于中國文化,美國最大的問題不是誤解、偏見,而是根本不了解。但中國并非特例,美國人幾乎對整個世界都缺乏好奇心。而在這一點上,中國的眼界比我們更開闊,尤其中國青年,他們的視野十分開闊,對世界更加了解。對比之下,同胞視野的閉塞,常常讓我深感遺憾。在如今美國經(jīng)濟形勢下滑的情況下,我們尤其應該更多地了解和借鑒其他國家的經(jīng)驗,才能擺脫困境、不斷發(fā)展。
即使在充滿知識精英的大學,閉塞帶來的文化失衡也同樣嚴重。在北京的校園隨便抓幾個本科生問海明威是誰,我想幾乎所有的學生都能回答;但是如果你到美國任何一所大學找一個本科生問魯迅是誰、莫言是誰,大部分學生都無法回答。
這并非是針對中國的漠視,而與美國不重視翻譯作品的圖書文化有關。以小說為例,每年出版的作品中,譯作只占3%,這里面中國的作品少之又少。出版公司也不太愿意把譯者的名字放在書面上,好像“譯者”這兩個字是書市的毒藥。書商認定美國人對外來的作品不感興趣,就不去做宣傳,書的銷量就更差,于是陷入惡性循環(huán),更加阻塞了美國人了解外界的途徑。
相比之下,中國對譯作就有著包容與開放的態(tài)度,甚至可以說相當重視,讓我很羨慕。文學翻譯是一件苦差事,報酬也不多,多是幕后工作,不被人們注意。因此,很多漢學家難以全心投入。但我對翻譯有一種刻入骨子里的熱愛,在其中找到了很多樂趣:在東方神秘語境、古老中國文化中的穿梭,仿佛一次又一次冒險,往回搬運在外界發(fā)現(xiàn)的奇珍異寶。一本好書,常常會讓我產(chǎn)生一股非翻譯不可的沖動。
近年來,美國對中國的關注在持續(xù)升溫,但主要還集中在政治經(jīng)濟上,對文學的重視還不夠。而出版商為了圖方便,當他們想要出版中國題材的作品時,仍然更傾向于找會英文的作者來寫。如此一來,即使不說誤解,至少可以說容易使讀者對中國的理解比較單一化。跨文化的溝通,本就意味著需要多元的視角。
另外,電子影像時代的來臨,也進一步擠壓了翻譯文學的生存空間。在文化交流中,影音作品因其直觀醒目,有其傳播的天然優(yōu)勢。近幾年,我將大部分精力放在了電影研究方面,也做過不少電影字幕翻譯。不過,我認為文學作品的閱讀體驗是影像資料不能替代的,電影和文學就像鐵路的兩條軌道,都不能缺少。
這些年,我與中國的接觸越來越多:翻譯余華、王安憶這些一流作家的小說,為昆曲演出團體、電影導演和演員做口譯,甚至在《新京報》上開辟了專欄……在我的印象中,中國這20多年以來最大的特色就是變化,一直不斷地在變化。變化發(fā)生得太迅速了,仿佛中國與世界用的不是同一套時鐘。天上只一日,滄海已桑田。這種變化,既體現(xiàn)在物質(zhì)上,也體現(xiàn)在人們的行為和心理上;既豐富了中國的社會文化,又使人們對當代中國的理解變得更加多元。
我希望能有幸經(jīng)由自己,將這個豐富的中國盡可能準確地展現(xiàn)給美國的民眾,尤其是年輕人。正如我在課堂上常常對學生做出的勸導:美國的年輕一代應該有更加開放的視野和心態(tài),多多向中國青年學習,去體驗不一樣的文化與生活。(作者系美國加州大學圣巴巴拉分校東亞系教授,本報記者周飛亞采訪并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