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權力的歸權力、學術的歸學術，才能防范因兩者媾和而產(chǎn)生腐敗風險
兩次參評、兩度落選，最接近時距闖關成功僅一票之差；索賄兩千余萬元，蓋因評院士“需要花錢”——近日，原鐵道部運輸局局長、副總工程師張曙光賄選院士的案情逐步曝光，吸引公眾目光。此事所暴露出的權力對學術的干擾，無疑是一記警鐘。常言道，“學而優(yōu)則仕”，張卻非要不計成本、鋌而走險，試圖演繹“仕而優(yōu)則學”，仔細推究，恐怕還是“院士”的吸引力太強了。
院士本是國家設立的最高學術稱號，代表著對研究者學術造詣的認可。1993年，國務院決定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改稱中國科學院院士,同時決定成立中國工程院。1997年起，“兩院”同步進行每兩年一次的院士增選。在上世紀90年代“搞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社會背景之下，提高院士待遇理所應當。不過，也正因是“國家榮譽”，院士在科研經(jīng)費分配、項目申請、科技評獎等方面，有著更多“學術權力”，從個人到所在單位和機構，都能大受裨益。而與行政職務的有限任期不同，院士可謂“一次當選、終身受益”。這就不難理解，張曙光因何既要做官又想當“學霸”，而原鐵道部甚至不惜舉全系統(tǒng)之力助其參評，還加蓋紅章為集體學術造假打掩護。
客觀而言，作為個案，“花錢評院士”并不能代表我國院士制度的真實圖景。兩院院士往往既有崇高學術聲望，又兼具高尚人格風范，是推動科研事業(yè)發(fā)展的領頭雁。從錢學森到鄧稼先再到袁隆平，在一代代院士群體身上，我們不僅可以看到他們對事業(yè)的熱愛與執(zhí)著，對科學與真理的追求，更能看到他們對自身學術操守和道德理念的堅守，對國家和人民的熱愛與忠誠。正是學問與人格的融合，匯成了崇高而執(zhí)著的院士精神魅力，體現(xiàn)著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完美結合。這也是為什么，每逢兩年一次的院士“增選季”，各界總會高度關注。
近年來，關于完善院士制度的呼聲一直不斷，有關機構也積極作為、力促改革，中央更明確提出“改進和完善院士制度”，并將之作為深化科技體制改革意見的重要內(nèi)容。正因此，建立一個更干凈、更具公信的院士制度，十分可期。也應看到，改革與完善院士制度絕非一朝一夕之功，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既應做好制度層面的頂層設計，讓院士與利益脫鉤，保持其榮譽性、學術性；又須具體而微，從院士評選的程序、辦法入手，著力增強審核的獨立性，減少非學術因素的干擾。在這個意義上，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只有切實做到院士制度的公開、透明，把院士群體及其評選過程置于學界同行甚至全社會的有效監(jiān)督下，方能阻斷私相授受的利益鏈條，促進科學研究的風清氣正，讓院士制度更好運行。
張曙光案令院士增選蒙塵，卻也迎來制度反思與變革的契機。唯有讓權力的歸權力、學術的歸學術，才能防范因兩者媾和而產(chǎn)生的腐敗風險，真正讓“院士”回歸本位。(李浩燃)
[ 責任編輯：吳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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